古代历史时期，第一所由官方开办的正规军官学校则是由赵宋王朝创建的武学。而武学是宋代为武举开设的将官高等学府，并因此开始培养军事之才来增强国防实力。
虽说，宋朝武举的制度较之前历朝略有完善，但宋朝武举却是几经兴废，异化现象异常严重。
这种情况表现为，宋朝武举"以文制武"、"将从中御"，而武学则成了武举的附庸品，武举录取人数又太少，武学规模则太小、武将官员的补充、晋升等核心因素却不以武举科考结果为主等等，这些都是宋朝武举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这是因为，宋朝政权将"重文制武"与"守内虚外"视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没有重视武学与武举的重要性，反而针对军事武将实施了诸多的监督与制御把戏。
略读宋朝历史的人都熟知，赵匡胤自陈桥兵变，终结了唐末五代时期藩镇拥兵自立，军阀混战的历史局势。
篡周自立的宋太祖在总结了五代混战时期武将摄政的经验与教训，为了防止赵宋政权蹈其覆辙，同时也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其在赵宋政权得到一定的加强之后，便展开了夺取将帅兵权的开端。
其稀释武将兵权的经过，可以说是封建政权统治者与武将之间充满凶险的博弈与较量。
而太祖、太宗两朝围绕武将所实施一连串的预防举措与行为，也是宋朝治政的一个极为重要构成因素。
反观武将的命运和地位也由于这种变化，客观地折射出宋朝初期治政的态势和君王与武将之间关系的转变。
因而，北宋自建国之初，宋太宗赵匡胤就大力兴办文化教育，上至京都、下至地方，普遍创办了国子监、太学、律学、宗学等文教体系，却唯独不见武学。
公元1043年（宋庆历三年）间，也就是宋仁宗赵祯执政时期，也正是与东北地区的"辽朝"，西北地区的"西夏"，还有崛起的女金等地方统治政权长期对峙时期，彼此之间的战火亦是频发的一个阶段。
此时，在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引导下，宋朝执政者逐渐意识到了武学的重要性，并由此创建了宋朝的第一所军事学校。
按理说宋朝本应重视开办武学，以武举的形式遴选出优秀的军事将领与培养将官的韬略及御敌安边的作用。
然而，仅仅开办了三个月的武学却因遭到朝臣的反对而宣告破产。"罢武学，以议者言：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等，岂专学系、吴、故也。"《宋史.卷165》
公元1072年（宋神宗熙宁五年）间，宋代中央政权恢复武学，并任命朝廷之中熟知兵法的文官武将为授课老师，经考试录取生员一百人。"熙宁五年，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于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宋史.职官五》
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间，宋徽宗赵佶执政时期，随着局势的需要则将武学的课堂置办到了诸州县。
不过，南宋政权在初建时，由于内外局势动荡不安，武学之策也随之废除。
相对于文科举而言，武科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历朝的武举制，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科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所以，在四十余年后，也就是公元1146年（绍兴十六年）间，南宋政权在临安再次复置武学后，这项政策才至宋亡而未被废止。
公元1029年（天圣七年）间，也就是宋仁宗赵祯执政时期，武举逐渐兴起，但却没有形成一种定制。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间，宋英宗赵曙统治时，钦定了三年一贡的轨制后，武举科考也就与其他科举一样，形成了三年一贡的一种制度。
但是，由于武科举的特殊性，其科考的项目也比文人贡举的题目多一些，共分比、解、省、殿等诸个级别的考核。
武举的"比试"（解试）前面的入围考试，京师之地则有兵部直接指派官员把关，京师之外诸州府县地区，则以驻地的安抚司或经略安抚司全权负责。
武举"解试"的环节，诸地州府则没有权限，其科考流程则与省试一样，事先则由兵部负责按先后顺序主考，最终在进行殿试，由皇帝本人亲自坐镇主考。
宋朝时期，武举者一旦及第，其所获的官职相对文举及第者而言会很低。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是，这个时期武举科考的及第者，最高可官拜閤门使，所受官品与俸秩为从八品；
又可授为三班院的"右班殿直"之职（宋朝时期的武举的官员品级的称号）；
三班奉职（其官级位居于三班借职之上、右班殿直之下，没有实际职权，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武将官品）；
三班借职（后称之为"承信郎"，是小使臣的一种，无实权，为低级武官），其品秩为正、属于是从九品。
综上所述的这几类，其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还有一些时运不济的武举及第者则会沦落为没有品秩的官差，如：三班差使（武校尉）、茶酒班殿侍、下班殿侍等。
同时，原武举在职及第者，则会："其已有官人，并于旧官上比类推恩。"《宋会要辑稿.选举17》
非但如此，一些武举及第者所肩负"保境息民"的使命渐演成了催征茶盐酒榷课税等事物。
即便为数不多的武举及第者能实现"武有所用"，但又因所授的武职既没有差遣、也无实权，而未获重视或启用，被分配到了诸州县之地缉拿贼寇，成了一名巡检（治安官）负责治理地方的社会治安。
这其中，不乏一些因能力突出而授予指使一职（负责地方武装驻军的日常操练的官职），又或者出任军队指挥使之职，驰驱在战场，冠冕堂皇地冠以"观其才适用"，实则和普通兵士毫无差别。
不得不说，兴办武学、选拔武举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抑武兴文思想的诱导下，以至于武举及第者所获的品秩与实际作用，和两宋政权所提倡遴选将帅的武举主张是南辕北辙的。
所以，靖难之役爆发之后，南宋陷于金朝武力围困之际，面对日益严重的僵持局势，武举及第者"沿才授职"逐渐受到了实际重视。
公元1175年（淳廳二年）间，宋孝宗赵昚执政时期，确定了详细的章程：凡武举及第位居首位者，品秩为从八品：官拜"秉义郎"。"武举正奏名殿试，策入优等一名，补秉义郎，堂除三衙并诸军计议官。任满，入诸路正将。"《宋会要辑稿.选举18》
武举名列第二、三名者，官级为正九品，官拜"保义郎"，授予的官职为诸路安抚司之储备武官。"补保义郎，差充三衙并江上诸军同副将，依正额人支破请给，到军及五年，无遗阙，与转忠翊郎。"《宋会要辑稿.选举18》
武举名列第四、五名者，官级为正九品，官拜"承节郎"，实际官职为诸州兵马监押一职。"第四、第五名补承节郎，注授诸州兵马监押，一任回，与转保义郎，不隔磨勘；余人并依逐举例，补官及旧法，注拟差遣。"《宋会要辑稿.选举18》
依据宋朝时期的"诸军入额管事兵将官升差格法"来说，储备武臣任职两年期满可官升为副将，以此类推，继续任职满两年则可转为有实权的正将，正将任职期满三年又可升为统领，统领任满三年则官至统制官（诸州府地方军区最高长官）。
公元1190年—1195年（绍熙）年间，宋光宗赵惇执政时期，殿前司认为升职的速度过快，于是加以阻隔，所以这种升迁制度随之加以调整，由原先的统制官下调到了正将为止。
除此之外，又在原武举遴选将领之外，又增设了"武足安边、军谋宏远、洞明韬略、运筹决胜等武举科目。"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宋史.选举2.科目下.举遗逸附》
但是，这种科举却时而废时而复，以至于登科人数颇为受限。所以每一次的武举待发解到省，基本来说也就是七十人左右，待在省试会考之后，能晋级录取者也就三十余人。
所以，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若是依照三年一贡，仅录取三十名的数字来计算，两宋武举出身军官的总数仅区区数千人，反观之，通过文举科考所及第者的官员总量却是约五万之多。
人尽皆知，赵宋王朝自建国之后，就一直四处征战，太祖、太祖时期属于是主动作战，之后是防御型作战，尤其在南宋时期，周边战事则是异常频繁。
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下，宋王朝却倒行逆施，即没有积极通过武学来培养可塑之才，又不通过武举来储备军事将才。
这是为什么？
追本溯源，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赵宋王朝在立国之后，就始终奉行着"重文抑武"的国策，即使在兵连祸结的多事之秋，还一直恪守着防范武将的一种心理所致。
显然，这种"崇文抑武"的思想与汉朝、唐朝时的察举选拔、科举考试所秉持"文武并驾齐驱"的官员遴选制度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对比。
不得不说，这种局面的形成，则源自于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制约消减将帅为初始，还有宋太宗赵光义言道："国家若无外扰，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续资治通鉴.卷15》
因而，赵宋王朝的每一届执政者在太祖、太宗这样一种安邦治国的思想引导下，则形成了一种墨守陈规、因循守旧的规范。
正是因为，宋朝统治者"重文轻武"的思想，也就逐渐派生出了一种忽视武学、武举、冷落武将作用的思想意识。
由于，这种错误的观念，促使诸多苦读武学，备考武举者不得不另辟途径，通过文举科考的形式来谋取官职，因而，也就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所以说，宋朝统治时期的武举之势，尚不如文举之势兴盛。正因为如此，武举的质量与数量也受到了直接的影响。
举例来说，两宋时期诸多的著名将领，比如说：
南宋大臣，先后任职于县、州文官，后任东京留守的"宗泽"；
西汉张良之后，南宋著名宰相、一代抗金将领"张浚"；
宋末三杰，南宋抗元名将"文天样"等皆出自于文举而非武举。
还有令西夏闻名丧胆的狄青、南宋"中兴四将"中的韩世忠、岳飞等爱国名将皆是出自于一介布衣，而并非是武学、武举出身。
说到这里，果儿拿宋朝和唐朝加以对照，像唐朝著名的军事家郭子仪那样入伍从军，以武举及第出身的名将，在两宋时期就未曾出现过。
赵延进、李继隆审时度势，改变了打法。"延进曰："倘有丧败，则延进独当其责。"于是改为二阵，前后相副。士众皆喜，三战，大破之，获人马、牛羊、铠甲数十万。"《续资治通鉴.卷10》
说出这一番话的赵延进和宋太宗是连襟，而李继隆呢，又是宋太宗的小舅子，这两个人都属于是皇亲国戚的关系，所以他们才心有成竹地去做这样做，反过来说，一般的武将可是没有这份胆量的，毕竟这是要承担着杀头的风险。
鉴于执政者缺乏事实制定的阵图完全不符合战场上的实际形势，而统军的武将又不敢擅自违背皇帝的意愿指挥，所以只有程序化执行，其结果必然会一败涂地。
为此，当朝的文臣与武将们屡次提出反对意见，建议给前线统兵主将以灵活指挥作战的职权。
公元989年（端拱二年）间，历任河北转运副使，知相州的田锡就为此上疏言道："今之御敌，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须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矣。昔赵充国，汉之老将，尚云百闻不如一见。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未合宜，专断则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伏乞速命宰臣各举良将，并令素有闻望宿旧武臣，自举其能及举所知者。"《续资治通鉴.卷14》
公元999年（咸平二年）间，宋真宗执政时期，任职于京西转运副使的朱台符曾上疏："夫将帅者，王之爪牙，登坛授钺，凿门推毂，阃外之事，将帅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纵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
可是，这些良药苦口利于病的进谏之辞，不是被留中不发、就是被弃之不理。
究其原因很简单，阵图之法是控制将帅的一种主要权术。
不授阵图，何以制御？
也就是说，皇帝没有阵图则就不能亲自制御武将。
根源则是由于执政者对将帅的疑心与不信任，因而也势必会导致赵宋王朝与契丹、女金、西夏党项等政权的战争频频失利，而胜则寥寥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