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部中国词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兴起期，高峰期，衰落期与复兴期等四个不同历史阶段。正是南宋词的丰富多彩及其庞大存在，将词的创作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据初步统计，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共一千三百三十余家，词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其中，北宋二百二十七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南宋六百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四。南宋约为北宋的三倍不仅如此，南宋还出现了许多在文学史上有重大贡献与重大影响的著名词人，如李清照、辛弃疾、姜夔、吴文英以及宋末元初的王沂孙、张炎等。就南宋词本身的发展来看，也大体上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这四个时期归结为：词坛的重建期，词史的高峰期，词艺的深化期与宋词的结获期当然这四个时期的断限并不是绝对的，其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相互交叉。
女词人李清照绘图
时期的命名也未必准确，不过借以概括一个时期的主要特点而已。下面将分别作一简单介绍。首先是词坛的重建期。“靖康之变”，象空前巨大的雪崩一样，将无穷的劫难降临人间。北宋政权被颠覆了词坛自然也随之崩解。当时的词人也随着宋室的南渡，在抗金复国的第一线，在后来站住了脚的临安继续歌唱，重建词坛。由谁来重建？沿着什么方向重建？这些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南渡第一代词人，即元老重臣、抗金名将以及词坛耆宿们身上了。南渡以前，他们沿着“花间”的老路，所有词篇，几乎全都是恋情相思、离愁别恨、寄情山水与诗酒流连之作，从不曾想到山河破碎的灭顶之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靖康之变”这场雪崩，剪红刻翠、浅斟低唱的词风被暂时涤荡净尽。许多词人杂在流亡的行列之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朝中的爱国之士也都奋起救亡；身负卫国重任元戎武将们挺身拚搏于沙场；
靖康之变历史镜头还原
沦陷区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向敌人掷过去的是复仇的棍棒与刀枪。代之而起的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以爱国思想为主旋律的时代强音。南宋王朝本可以借此朝野一心的大好时机，积聚力量，依靠抗金将领与起义民众的配合以挽回败局，但南宋王朝只顾逃跑，随之又明确亮出妥协投降的既定方针；对内则杀害忠良，削弱自己，干下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原来对反攻复国抱有强烈信念的爱国志士对此大惑不解，直至产生“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慨叹。一些词人开始冷下来了，但对朝廷妥协投降路线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恶果却提出质疑与责难。不论直接还是婉曲都表示出他们对国家前途的焦虑与忧愁。另外一些词人出于义愤则啸傲林泉，放情诗酒，从另一侧面反映他们壮志难申与报国无门的苦闷。这就是南宋词坛重建期的简要轮廓。时间从“靖康之乱”开始到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2）辛弃疾南渡为止，共约三十五年左右。
宋高宗
参与词坛重建的主要词人是李纲、赵鼎、岳飞、张元干、胡铨、陈与义、向子诬、朱敦儒、叶梦得、吕本中、胡世将、苏庠、陈克、周紫芝等。李清照经历了战乱与流亡的全过程，备受国破家亡，夫死财丧，形只影单，颠沛流离之苦。因此她南渡后的词风有更为明显的转变。她后期所抒写的烦恼忧愁，已不再是个人的一己之悲，而是融入了家国之恨与社会的不公。她是重建南宋词坛这一合唱队中的唯一女高音，她的声音不仅震动着南宋词坛，至今仍为世人所瞩目。以上说明，南宋词坛一开始就重建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它顺应了时代要求，涤荡了弥漫于北宋末年的颓靡之音，继承并弘扬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建立了爱国豪放词的创作传统，使歌词创作与时代，与平民大众更为贴近。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促进了南北文化与南北词风的交融，他们的成功以及开始写作豪放词时的粗率与不足，都是以后词人的良好借鉴。
岳飞影视剧照
南宋之所以出现词史的高蜂，正是从重建南宋词坛的基础上阔步起飞的。第二是词史的高峰期。继南渡词人之后，在南方成长起来的词人，快步地走上重建的词坛。陆游、张孝祥等不仅发扬了南渡词人开创的爱国豪放词的传统，并以自己成熟的艺术经验迎接词史高峰期的到来。辛弃疾的出现，标志着词史已经进入它的高峰时期。辛弃疾出生在已经沦陷十三年之久的山东历城（今济南） ，自幼便备尝亡国之苦。在祖父的教育下，他的爱国志意与他的生命同步成长。他二十二岁借金兵南侵之机，聚众二千人起义。为·壮大抗金力量，他率部投归耿京并劝耿归宋，以图大计。二十三岁，当他从南宋归来得知叛将张安国杀耿降金，便率五十骑国入五万之众的金营，生缚张安国，献俘建康。其“壮声英概”震动朝野。南归后，辛弃疾急切盼望北伐，但因投降派把持朝政，坚主和议。
辛弃疾绘图
辛弃疾先后进《美芹十论》与《九议》等重要政治军事论文，不纳。相反，他却在地方任上被调来调去并不断遭到打击，先后被迫在江西上饶一带闲居近二十年之久。由于抗金敦国的理想不能实现，他就用词这一武器来进行战斗，抒写他那积郁于胸的真情实感，表达他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坚定决心，批判了南宋王朝偏安江左、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抒发了空度岁月，壮志难酬的悲愤。同时，还写下了一些歌咏壮丽河山与描绘农村田园与风土人情的作品。他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突破了诗、词、文的界限。他不仅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甚至在词里任意驱遣经、史、子、集，而这一切在整体上又能无损于词的特质他还善于运用暗寓手法，使词旨委婉含蓄，具有沉郁顿挫之韵致他的词虽以豪放为主，但又不乏清丽婉约之作。
辛弃疾雕像
他成功地吸取传统婉约词的艺术经验，使豪放与婉约在他的创作中美妙结合，终于形成了雄豪、博大、隽峭的“稼轩体”。“稼轩体”的出现，完成了词史审美视界的转换，弥补了歌词创作自身发展的不足改变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历史格局，开创了婉约词与豪放词分镳并驰、长期共存的传统。辛弃疾出现以后，几乎所有南宋词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爱国豪放词风的影响，向他的词风倾斜或与之相互渗透。他还能与陈亮、刘过等词人联手进行创作，扩大豪放词风的影响辛弃疾既震动于当时，又光照于后世，终于以自己庞大、丰富、深刻的词篇而登上词史的高峰之颠。当时或稍后的杨炎正、刘仙伦、程珌、戴复古、岳珂、黄机、刘学箕、王埜、葛长庚、甚至朱熹等，均明显受到辛词的影响。
辛弃疾雕像
第三是词艺的深化期。这一时期，实际上是词史高峰期的继续。在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豪放词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婉约词在当时已不能再重踏“花间”以来的老路了。“复雅”也好“清空”也好，就是这一时期婉约词面对“稼轩体”的庞大存在与“晕圈效应”而选择的一条改革求新之路。这种改革求新，在范成大与杨万里的词篇中已经露出端倪姜夔的出现才使词坛出现了新变。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是一个布衣终生、才艺双全的专业词人。他精诗能文，通晓音律，能自度曲并兼擅书法。早年得名诗人萧德藻的赏识，又与大诗人范成大、杨万里相友好，晚年结识辛弃疾。存词仅八十余首，但几乎都是严肃认真与精雕细刻的力作。
诗词意象
其中，感慨时事的篇章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更多的则是自伤身世，流连光景，咏物酬唱与恋情相思之作，有些词篇不同程度地揉进了家国兴亡之叹，具有较深的时代烙印他的一生虽极平凡，但在艺术上却有非凡的追求他继承周邦彦格律精严的传统，但却着力于新的发展，并有意用江西诗派的瘦硬之笔来矫正周词的圆俗与软媚，同时还善于用晚唐诗歌中的英俊绵邈来纠正辛派末流的粗糙与叫噪，从而开创了幽韵冷香与骚雅峭拔的词风。他的词，用字精美深细，造句优雅醇厚，时有新意。同时，他更加注重词的篇章层次与整体结构既能上下呼应，不断意脉，又能曲折回环，波澜迭起。在词艺的深化与创造方面，更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使音乐艺术与词的表现艺术巧妙结合，成功地将音乐家的艺术思维和艺术手段运用于歌词创作之中，作到诗中有乐，乐中有诗，在声情并茂、音节谐婉这两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广阔豪放
白石词还明显表现出向辛弃疾爱国豪放词风的倾斜与渗透。周济说“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宋四家词选序论》）刘照载说：“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并举步稼轩原韵的《永遇乐》、《汉春》为例（见《艺概·词曲概》）。其实，白石吸收“稼轩体”最成功之处，在于遗貌取神，不露痕迹。白石词对当时和后世均有很大影响。与白石同时或稍后的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等词人，均不同程度地仿效白石词风，同时又能不失自家本色由于张炎《词源》对白石词的推崇，清代甚至出现了“家白石而户玉田”的历史现象。白石词的缺欠是题材与所反映的生活面过于狭窄，词作风格也较为单调。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辛弃疾之后第二个攀上词史高峰的大词人。
诗词中唯美意象
继姜夔之后第二个在词艺深化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词人是吴文英。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同姜夔一样，他一生未任官职，长期往来于苏、杭一带，依人篱下，过的是清客与幕僚生活。晚年困顿而死。梦窗词运意深远，构思绵密，用笔幽邃，在超逸之中时有深郁之思，显示出一种迥异于其他词人的独特风格。但是，对梦窗词的评价在历史上时高时低，差距很大。就一个有三百四十余首作品的词人来说，其内容主要是恋情相思，登临酬唱与咏物分韵之作，不免显得单调而狭窄，但是，他的作品却始终深蕴着一种勃郁不平之气，不少篇章明显寄托了家国兴亡与身世飘零之叹。至于那些抚时感事与吊古伤今的作品，其爱国思想就更为明显了。这些都说明梦窗词向爱国豪放词的倾斜与渗透。梦窗词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艺术技巧方面。他生于姜夔之后，同样脱胎于周邦彦，但他却能开径自行，走着与姜夔完全不同的道路。
词人咏物分韵
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秦观、周邦彦等人的秾丽深挚，而且还直逼唐人。梦窗词中画面的罗列和叠印镜头的跳跃、转换与突接，是颇得温庭筠“深美閎约”的神髓的。在他的词中还明显地游动着李贺与李商隐的身影。他的词能够打破时空的局限，大胆驱遣世间万物，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他还能摒弃传统的构思方法，使某些词具有现代西方意识流的结构特点。他成功地使用象征性的艺术手法，使用经过研炼、色彩丽和感情丰富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与艺术感受。梦窗词的师承很广。但总的看来，他的词重创造而少模仿，反陈述而重联想，白描景物与直抒胸臆的传统手法虽时有所用，但读起来却总有新的色彩与韵味。这就使梦窗词呈现出一种与他人迥然异趣的鲜明特点，开创出一种超逸沉博与密丽深涩的词风。周济评梦窗词说：“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斁，追寻已远。”（《介存斋论词杂》）这话是颇能搔到痒处的。
摇荡绿波之美景
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词家之有文英，如诗家之有李商隐”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评，有的评家甚至认为吴文英已超过了李商隐。但是，因梦窗词的跳跃性太强，加之用典过密，藻绘太甚，所以免不了有某些堆垛与晦涩之病，并由此而影响了他的词的传播。但这并不妨碍他是继辛弃疾与姜夔之后，第三个攀上词史高峰的大词人。如果说，辛弃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爱国豪放词的思想与艺术的开拓及其完美结合，并由此完成了词史审美视界的转换，改变了婉约词一统天下的历史格局，那么，姜夔与吴文英的贡献则主要表现为通过词艺的深化，增强了婉约词的思想意蕴与艺术表现力，使婉约词在向豪放词倾斜与相互渗透过程中不失自家本色。姜夔与吴文英的创作说明婉约词的传统以及词这一诗体形式是有强大生命力的，它不会在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的时潮中丧失自身的特质而被化掉。
诗词审美意象
姜夔与吴文英维护了词的纯正，丰富了艺术技巧，并为他们以后婉约词（包括豪放词在内）指明方向，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艺术经验。所以姜夔、吴文英与辛弃疾鼎足而三，共同屹立于词史的高峰之巅，既震动于当时，又光照于后世。他们思想内容的高、大、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多样，完整，齐备，已达到词史发展的极致。宋末元初及其以后的词人，几乎无一不笼罩于南宋这一词史高峰投下的阴影之中，不论他们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大的发展变化，均未能超出辛、姜、吴（当然也包括北宋大词人）所覆盖的范围，也始终未能走出他们的阴影。所以，词艺的深化期仍然是词史高峰期的继续与发展。这一时期从姜夔登上词坛，到吴文英去世为止。其中还包括受文英影响的尹焕、黄孝迈、楼采、李彭老。还有早期走向词坛另一重要女词人朱淑贞。
诗词中唯美的意象
第四是宋词的结获期。所谓“结获”也就是南宋词的最后结局、结果与收获期。假如我们把前三期比作春耕、夏耘、秋熟，那么这最后剩下的工作便是抢收与存储了。结获期与其前后的历史时间均有交叉，它横跨宋末元初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艺术创作的内容与风格并不与朝代的更迭、政权的转移同步。一个政权被颠覆以后，当天就可改名易帜，而文学内容与风格的质的变化，则需要延续很长历史时期。所谓文学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大约就是其主要表征之一了。因此，结获期既包括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至宋赵祥兴二年（1279）南宋最后灭亡，又包括元世祖至元十六（1279）至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前后所有南宋遗民词人去世为止。
元世祖
在南宋灭亡前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蒙古军不断南侵，但南宋小朝廷并未意识到巢倾卵覆之日已经到来，仍然文恬武嬉，醉生梦死，而清醒的朝臣与部分士人已预感到危亡在即。为了增强民族危亡意识，他们继承辛弃疾爱国豪放词的传统，在自己的作品里大声呼号，对统治集团表示极大愤慨。刘克庄、吴潜、陈人杰等人的作品，便都程度不同地具有以天下为任的豪情与报国无门的苦闷。从咸淳五年（1269）蒙古军侵袭襄阳，到咸淳九年（1273）襄阳失陷，蒙古军继续加紧灭亡南宋的军事进攻，1276年终于攻陷临安。三年后，元军击败南宋最后一支军事力量，帝昺投海。宋后期的词人绝大多数都经历了这一时代的巨大变动，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了永难平复的创伤。所以在南宋灭亡以后的三十年左右时间里，他们始终坚持反元的遗民立场，隐居不仕，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咏叹南宋灭亡后的伤痛与悲惋。
文天祥雕像
?他们继承了姜夔开创的词风，感时愤世，凄咽苍凉，词旨隐晦，寄托遥深，在咏物词的写作上别具新的创获，是婉约词继姜、吴之后在特定时代氛围中的新发展。周密、王沂孙、张炎不仅是这一派的代表词人，在词史上也有较大影响，是仅次于辛、姜、吴的重要词人。还有一部分词人，面对南宋的灭亡，大义凛然，起而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绝灭中进行殊死的挣扎与搏斗他们的词就是在这一挣扎与搏斗中所发出的怒号，如民族英雄文天祥，他不仅有振动当时的诗、词、文，而且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一曲气长虹的哀歌。他生的英雄，死的壮烈。应当说，文天祥以抗元救国的实际行动与诗词创作为南宋的灭亡留下了一部最具民族气节的英雄交响曲。参与这部交响曲共同演奏的还有刘辰翁、蒋捷、汪元量和刘将孙等爱国遗民词人。近三百二十年的两宋词坛，在这英雄交响曲的回响声中，拉紧了它最后的一块幕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