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庆余年》第一季中，出现了一起重要的外交事件——北齐使团前来庆国和谈。这段剧情中，庆国以宰相林若甫之子——林珙之死发动对敌国北齐的战争，战争胜利后，两国在庆国都城——京都进行了一场和谈。
《庆余年》这部剧的世界观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中借鉴了许多真实的历史文化知识，比如，这起“和谈”外交事件中的一些细节。
《庆余年》中庆帝剧照一、《庆余年》中外交的“真实”外交中涉及的政府机构
庆国接待北齐使团的相关人员，虽未明确指出，但从剧情推断，应是鸿胪少卿辛其物、礼部尚书郭攸之等官员。
在真实的历史外交中，所涉政府部门很多，以唐代为例，根据《大唐开元礼》记载，一起完整的外交事件中，参与的政府部门有：尚书礼部、鸿胪寺、门下省、中书省、殿中省、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卫衙寺等。
其中，鸿胪寺和尚书礼部是负责外交的专职官署，其主要职责如下表所示。
除鸿胪寺和尚书礼部外，其余七个政府部门只是外交中涉及到相关礼仪程序时需要配合的辅助机构。而《庆余年》中的这起外交事件，也的确主要是由以郭攸之为代表的礼部，与以辛其物为代表的鸿胪寺负责。该细节完全遵照了真实的历史文化来进行设定。
《庆余年》中南庆礼部尚书郭攸之外使的居所
剧中这场外交事件中，以庄墨韩为首的北齐使团被安排在庆国鸿胪客馆中居住。至于为何是鸿胪客馆，可参照唐代历史进行解释。
唐代的鸿胪客馆是鸿胪寺下属典客署主管的一个重要客馆，位于长安皇城内南端，朱雀门西侧，地理位置有些偏僻，非常便于唐帝国对外国使者进行控制、监视。故而，在唐代，大多数外使都被安排在鸿胪客馆居住。
依照剧中南庆对北齐的态度，安排北齐使团住进鸿胪客馆，必然有监视这一层面的用意。而庄墨韩竟然在严密的“监视”中从鸿胪客馆溜走去庆国皇宫私见长公主。这在真实的历史上，即便有礼部尚书的帮助，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但就避开鸿胪客馆周围严密监视的各方官府势力，已经困难重重，更何况，还有皇宫的层层森严守卫。解决这两道难题，庄墨韩才能来到后宫长公主的居所。而这两道难题，庄墨韩解决的可能性实在太过渺茫。
唐代长安皇城图
国力决定使者座次
这起外交事件的参与国，除了以庄墨韩为首的北齐使者团外，还有以云之澜为首的东夷使者团。庆帝在庆国皇宫祈年殿内举行的宴会上，国力更强盛的北齐使者庄墨韩的座位被排在了云之澜的前面，长公主李云睿的下首，这个位置显然更靠近庆帝。这个细节并非是导演或者编剧的随意安排，在外交范畴内，这其实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真实的外交中，由于各使者团母国的大小不同、国力不同、威望不同，在外交礼仪中所受到的待遇自然也会不同。
比如唐代，据《新唐书》记载，“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
根据这则记载可知，唐代对前来的蕃国会进行等位划分。在唐代，进行外使等位划分的专门机构是鸿胪寺。划分的具体标准是：“三品以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以下准第五等。其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
在之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中，便会根据划分的等位进行相应的安排，如面圣或者是宴请时的座席排列，宴会中的食物分配规格、出使期间的生活日用品分配规格等等。
这部剧在外交细节上纵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与历史上真正的外交相比，仍然存有许多“疏漏”之处。
《庆余年》中庄墨韩座位图
二、《庆余年》中外交的“疏漏”庆国对北齐使团的迎接，不够“正式”
一场热诚的欢迎仪式，最能让远道而来的外使产生一种受到尊重的感觉，对外交事宜，往往起着良性的影响。
北齐使团远道而来，按照外交中的礼仪，南庆作为双方战争中的胜利方以及东道主，应做好迎接工作。更何况，使团中的庄墨韩虽是北齐文坛大儒，但因南庆文坛不振，他其实相当于天下文人之首，被包括庆国在内的天下学子所尊崇。即便为了笼络国内文人之心，南庆朝廷也应对其礼遇有加，在迎接礼仪上，自然不能怠慢。
然而在剧中，庄墨韩的车驾来到庆国都城京都后，只受到了城中文士的热烈欢迎，南庆官府对于使团的到来，在迎接方面却并未做任何交代。
结合后面双方使团在和谈中的表现，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南庆官方对北齐使团的尊重显然不够，那么对其迎接礼仪方面，想必也不会多么“热情”、“隆重”。
结合剧中庆国、北齐、东夷城三国的实力对比可知，庆国是剧中三个国家中国力最为强盛的，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而它在剧中也以“大国”自诩。
这种背景下，以唐代为历史参照最为合适。那么，依照唐帝国对外使的外交礼仪，南庆官方在对北齐使者的“迎接仪式”上，应该这么做，方能体现其“大国”的自信与气度。
《庆余年》中“和谈”现场
1）郊外慰问
得知北齐使团快要到达京都后，南庆应派出迎劳“主持人”——“存问使”和“迎客使”前往郊外等候使团的到来。一般情况下，使团不会被直接迎进京都，而是在京都郊外的官方驿馆暂歇。
在等待使团的时间里，南庆官方迎接团队中掌管帐幕供设的守宫署官员，需要抓紧做一件事——为庆帝代言人“敕使”搭建帐篷。
帐篷搭建的地点就在驿馆的门外，需要注意的是，搭建的帐篷应是在驿馆门外西侧、南向。这是因为“敕使”是皇帝的代表，所以帐篷的方位其实是“君臣”观念的体现。根据《周易》记载：“君南面，臣北面……此其不易也。”
故而，代表“君”的帐篷方位，应是坐北朝南，而如果是坐南朝北，则有着“敕使”拜会北齐使团的意味，这在庆国方面，显然会觉得有损“尊严”。
庆国迎接团队接到北齐使团后，会将他们迎入驿馆休息，毕竟风尘仆仆地奔波了那么多日，总要先歇一歇，养足了精神再进行其它活动。
在此期间，南庆迎接队伍中的“敕使”要代表庆帝向北齐使团进行慰问，并告知他们进入京都后的下榻之处。接着，便要为使团在驿馆外面搭建的帐篷中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
《庆余年》中北齐大儒庄墨韩剧照
2）入城仪式
仪式的那天，身穿南庆朝服的“敕使”由中书省通事舍人引入帐中。同时，外使在庆国鸿胪寺典客署的相关官员引领下，来到驿馆内厅堂的东侧台阶下，面朝西站立。
这一步骤完成后，接着，“敕使”出帐，在驿馆的大门西侧面朝东站定，他的随从人员手持束帛站在他的南面。然后，典客署官员走出驿馆大门，在门东侧面向西站定，向“敕使”问道:“不揣冒昧，敢问来此有何贵干?”
“敕使”回答道：“奉皇帝之命，前来慰劳北齐使团。”
问完后，典客署官员返回到驿馆门内，向外使禀报。
随后，外使走出驿馆，在大门东侧面向西站定，欢迎“敕使”，行“再拜”礼。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敕使”并不还礼，接受了外使的“再拜”礼后，直接与其一同进入驿馆，并先于外使登上厅堂的西面的台阶，他的随从人员则手持束帛跟在他身后，待他站定后，面向东站在他的北侧。
外使则登上厅堂东侧的台阶，面向西而立。接着，“敕使”手持“礼品单”宣布：“皇帝有制。”
外使听后要欲下跪听旨，此时“敕使”再次宣布:“皇帝另有制，外使无须下拜。”
外使随后转身向北，行“再拜稽首”礼，感谢皇帝的恩典。敕使宣布敕旨完毕，外使上前接受皇帝的礼品，然后退回原处将礼品交给其随从，再次“再拜稽首”。“敕使”仍不还礼,率先步出驿站大门，立于西侧，面向东。外使跟在他的后面走到大门外，立于东侧，面向西而立。
在此期间，敕使”和外使的一举一动，都要在中书省通事舍人和典客署的官员引导下进行，不能出现一丝差池。
来而不往非礼也，外使接受了帝国的礼物，自然要进行回礼。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此处的回礼，并不是给大唐皇帝的，而是给代表皇帝的“敕使”。
“回礼”自然也是有一套完备的礼仪。
外使首先向“敕使”行揖礼，“敕使”仍不还礼，然后两者一同进入驿馆。到了台阶下，两者要对“谁先登阶”相互谦让一番。
此次，外使作为“客”方，是被尊的一方，率先登上东阶，面向西而立。然后，敕使登上西阶，面向东而立。
站好后，外使向“敕使”展示自己要送的礼品单，“敕使”行对其行“再拜”礼；使者代表还以“再拜”礼。礼毕后，敕使首先走下西阶，使者跟在他的后面，二者来到大门外。站定后，使者代表再次向敕使行再拜礼。至此，入城仪式结束。
3）住进鸿胪客馆
北齐使团被迎入京都后，还需要做一件事：拜访中书省。
在鸿胪寺典客署官员的带领下，北齐使者来到中书省。并在这些官员的指示下，在北齐方位的指定位置面向北站好。
中书省官员通报外使来访，通事舍人即入内接受诏敕，再走出中书省的厅堂宣布：“有诏敕。”
北齐使者行再拜礼，聆听慰劳诏敕，听完后再行“再拜”礼。礼毕后，这次拜访算是结束了。
然后，北齐使团在鸿胪寺典客署官员的引导下，前往指定地点下榻，该“指定地点”自然便是指鸿胪客馆了。
至此，南庆对北齐使者团的迎接工作方才算是完满结束。
唐代都城长安图
宴会上的几点“不合规矩”
拜见皇帝是外使最重要的外交活动。庆国为了彰显大国气象，也为了外交关系，自然会对北齐及东夷城的使者进行接见，而宴会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剧中的这场宴会，几点重要信息如下表所示：
没分“级别”的食物，等于“变相歧视”
那么，庆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大国，在这种“严肃”的外交宴会中，当然应该奏乐，而且，此事还应由范闲这个相当于“皇家乐队指挥”的“太常寺协律郎”来负责。然而，剧中这段剧情，宴会上并没有相应的音乐响起。这在真实的外交场合，是一件十分“失仪”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段剧情的确存在着“疏漏”。
《庆余年》中“太常寺协律郎”范闲
庆帝的酒，饮“错”了
很多影视剧中，在正式的外交场合，皇帝似乎都是“自斟自饮”的，到了该喝酒的时候，举杯喝下，下面坐着的一干人等也举杯喝下。在《庆余年》中的这场外交宴会上，庆帝喝酒时也是如此，他的酒是自己倒，自己喝，完全“自力更生”，而在场的皇室人员、庆国官员、北齐使者、东夷城使者等人，也都是自己倒，自己喝。
但在我国历史真正的外交宴会中，这样是不对的，不对之处在于，不能体会皇家的“威严”，国家的“礼仪”，以及大国招待外使时半遮半掩的“骄傲”。
参照唐代外交宴会中的饮酒程序，祈年殿中这场宴会饮酒时的“场面”应该是这样的：
1）庆国尚食局官员“尚食奉御”带着酒到祈年殿的台阶下，站在台阶上的“典仪“这时朗声宣布：“酒到，起立！”
2）站在中阶下的“赞者”传令，庄墨韩及云之澜等外使行“俛伏”礼，礼毕起身，站到自己的座椅之后。
3）“殿中监"来到阶下验酒，验完确定酒没有毒，然后，由“尚食奉御”将酒献给庆帝。
4）庆帝举起酒杯，“典仪”朗声宣布：“再拜！”
5）“赞者”传令，庄墨韩及云之澜等人“再拜”，拜完后接过酒杯。
6）“典仪”再朗声宣布：“就坐！”
7）“赞者”传令，庄墨韩及云之澜等人这下才能坐下，然后开始饮酒。
关于宴会中饮酒这一“小事”便有这般繁琐的程序，不难想象，我国历史中真正的外交宴会该是多么“严肃”了。
希言说
外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从古至今，都是极为重要的。我国是礼仪之邦，在外交中自然不会忽略“礼仪”。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深知，与穷兵黩武的武力外交相比，基于“德义”的“礼”具有教化之功，显然是一种更加卓越的外交策略，有助于培养外国来使对本国的亲善印象，建立和睦的外交关系。
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对外使无论如何“礼遇”，其背后彰显大国“威风”的主旨没有改变，与现代社会“国家之间平等”的外交理念截然不同。
参考文献：《新唐书》、《大唐开元礼》、《唐六典》、《周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