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大都把“天时”解释为老天爷意志的表现，那只不过是胡编瞎诌，是子虚乌有的事。诸葛亮常把“天时”与“人事”并提，指的是自然、社会的运行趋向，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心的归向。
对一个军事家来说，善知天时人事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他在制订战略时，必须尽量与这些“趋向”、“趋势”、“归向”相合，否则就必然失败。
任何时代的任何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军事家总是为着某种政-治目的而打仗的。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出师表》中所讲的“北定中原”、“兴复汉室”，即打到中原去，消灭曹魏，重新恢复刘氏的汉家王朝的一统天下。
诸葛亮这个政-治目的在隆中对策时就流露出来了，那时的提法是“成霸业、兴汉室”。那么，诸葛亮的这个政-治目的，或政-治口号对不对呢？是否能实现呢？
由于豪强地主势力的不断膨胀，土地兼并的日趋激烈，再加上外戚、宦官这两个恶性肿瘤侵蚀中-央政-权的机体，东汉王朝从和帝起，便一天天衰败下来，到桓灵之际，各种社会矛盾都空前激化。黄巾大起义的爆发以及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表明东汉王朝的灭亡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诸葛氏在隆中对策中第一次提出“复汉室”的口号时，汉献帝早已成为曹操彀中的玩物，东汉王朝名存而实亡了。所以，复汉室的口号在它最初出笼时，就是违背人民意愿，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
唐朝的吕温曾这样批评诸葛亮：“民无德，以德为归，抚则思，虐则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高（祖）光（武）旧德与世衰远，桓灵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开季业，振绝绪，论之以本，临之以忠，使人思汉，亦不可得也”。这样的批评也是十分中肯的。
不过，在隆中对策时，“复汉室”这个口号，对刘备集团的发展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策略意义的。
这是因为，当时东汉王朝虽已为劳动人民所唾弃，但刘社会上那些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地主、官僚、文人、武士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诸葛亮叫刘备以“帝室之胄”的身份打出复汉室的旗帜，既可以使刘备堂而皇之地名正言顺地推行霸业，又可以把那些忠于汉室的人吸引到自己麾下，同时还可以对曹操集团中的拥汉派起到一种煽动作用，从而瓦解动摇其军心。
但是，到诸葛亮北伐时，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汉献帝早已被废黜，不仅曹氏，而且孙刘也都公然当起皇帝来；在社会上，东汉末年的那种“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大分化，大改组的政-治局面已告结束，文人武士们都已选投某一政-治集团并为之效力，谁都不再把东汉王朝皇室放在心里；曹魏政-权内部，拥汉派与拥曹派的斗争亦早不存在，兴汉室这个口号在中原士族及其他地区的士族中，都不再有什么号召力和吸引力。
由是观之，诸葛亮在北伐中原时所提的政-治口号，不仅是违天时，逆民意，而且也无丝毫的策略意义。
唐朝的吕温从策略的角度批评诸葛亮说。“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举也，匪私刘宗，唯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仰虐魏逼从之民，耸诚感动，然后经武观衅， 长驱义声，咸洛不足完矣。”
可惜的是，诸葛亮放着“活元元”，为民除害这个“至公”的口一号不提，却硬要人们为复兴汉室效命，老百姓岂能心服？由于“彼未心服”，所以，纵然诸葛为之奋力，但“勤而靡获”。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未能审时定势，大顺人心”，“才有余而见未至”也。
吕温的分析是一针见血颇中要害的，诸葛亮复兴汉室这一政-治口号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不符合民意所向，他却至死不渝地顽固坚持，足见他“见未至”，颇不善知天时人事也。
由此看来，诸葛亮在此后多次北伐中原的战略，是既不符合当时蜀国的国情，又不符合当时中国全局的实际的，其战略目的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和民心归向的，因而它是一个带有极大主观盲动性和冒险性的错误决策。这也是它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