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宁跌屎上，别跌纸上。”古人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古代典妻也讲“三媒六证”？被出典人到期不愿回家咋办？
在游本昌版的《济公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桥段：村妇李秀芝加的老公林万雄外出经商不幸暴死他乡，哀期未过，同村无赖陆阿大就找上门来，说是周秉福死前曾找他借了八百两银子，约定年底前归还，如果爽约，则将家中的二十亩水田抵押还账，陆阿大这是上门来讨要闻秀英家那二十亩水田的。
林万雄一死，家中的二十亩水田就是李秀芝与尚在幼年的儿子的生活保障，如今要被人无端抢夺，节秀芝当然不肯轻易答应。李秀芝并不是要赖账，而是她认为陆阿大这是讹诈，因为，家中的大小事，老公都会与她商量着来，将家中仅有的二十亩水田抵押他人的大事，老公却对她只字未提，她认为这其中有诈。双方僵持不下，就请来双方族人及一位乡间诉师石天良来甄判。结果，陆阿大却拿出了林万雄立下的“借契”：
石讼师念完“借契”，众人都说，这白纸黑字，签名印章都有，想赖账是赖不掉了。就连族长也说，知道他们孤儿寡母不容易，可面对这白纸黑字，谁都爱莫能助。并埋怨林万难不该写这样的字据，还说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让李秀芝无言以对。
结果，讼师石天良与儿子石虎勾结混混陆阿大，欲巧取豪夺寡妇李秀芝田产的阴谋被在一旁看热闹的济公给揭穿了，原来，“借契”上的签名也印章，都是从别的地挖来补上去的。石讼师与陆阿大偷鸡不成蚀把米，人丢大发了。
所谓“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指是的做人要讲究信用，跌到屎上，可以洗净，一旦动了字据，就得信守承诺，不得反悔的。这里的“纸上”，指的就是“契约”。古人多是注重信用的，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就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就是，人如果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就像大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杠与横木相衔接的销钉，它靠什么行走呢？
但是，信用是一个人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品质”，为了强化人们的这种“内在品质”，这才有了“契约”。古代民间常用的契约，主要有“借契”“房契”“地契”“卖身契”“典妻契”等等。因为事关地权、产权，所以，这些民间买卖，也受到官府监控，还为此印制了“契约文本”，便于填写。
这种官方的房地契（包括房地产契约、房产典契登记、土地存根等）始自清朝康熙年间，房契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后，已为现代的房屋产权证所代替。
此类契约，除了官府印制的制式合同文本外，民间百姓为了方便，不愿“惊官动府”，又发明了“民间写本”。这些契约（主要为卖契）的格式，包括名目、立卖契人、交易原因、交易物及交易金额等。另外，签立契约时，仅有买卖双方是不行的，还得有见证人，包括“中人（中间人、介绍人及乡邻）”、“保人（一般为族中长者，或地方小吏，如保甲长之类）”、“书人（即代笔人）”等等，立约当天，买家得设宴款待所有的参与者。如“卖房契”，大致内容如下：
上述“契约”虽短，地言明了好几件事情，其一是交易原因，卖家为生活所迫（因钱粮无凑），其二是交易双方为谁，其三是交易物及交易价格，其四是交易结果（笔下交足无欠），其五是事后责任（如有邻佑族人争差违碍等，卖主一面承管），最后是交易物的四周边界。其后为事件的参与者与见证者。这样，一份完整的契约就此大功告成。
在古代，除了田地买卖外，因为生活所迫，穷苦人家卖儿卖女也不鲜见，在那时，这种买卖是合法的。为了规范买卖双方的责任义务，交易时也得有“契约”，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卖身契”。“卖身契”的写法，与房地田产等买卖“契约”一样，出卖人也得保证孩子此后不得“脱离”卖主的掌控，而卖主如何对待孩子，出卖人却不得干涉。
如，在浙江绍兴档案馆，就有一件题为“舍书全福”的历史旧档，就是一张亲生母亲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将儿子卖与寺庙为僧的卖身契。其正文内容如下：
一个八岁的孩子，只值十块大洋，可见当时的人命有多“贱”！将孩子卖入寺庙为僧，是为了给孩子寻条活路，这应该算是比较“人性”的，最可悲的是，有些父母为了贪图眼前小利，竟然将自家女儿卖入青楼为倡的。另外，还有丈夫“典妻”的，这也得要立字为证，这就是“典妻契”。
典妻制度是人类买卖婚姻的一种，它的历史同倡伎史一样“源远流长”，早在《汉书·主父偃传》中就有记载：“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汉书·贾捐之传》记载：“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由于战争频繁，大量民众无法自活，所以，才要将妻子嫁给他人。
到了清代，典妻现象达到了“全盛期”，因而，“典妻”一词也不断地出现在士人的著作、史家的记载里。当时，典妻现象遍及全国各地，名称各不相同，“浙江宁、绍、台各属，常有典妻之风”。在北方，典妻现象曾在辽宁、甘肃一些地方传播，辽宁称为“搭伙”，甘肃叫做 “僦妻”。
典妻虽说是一种临时性的婚情方式，却也很是讲究仪式的，一般要经过媒证、订约、下聘、迎娶等环节。一般典妻均需订立契约。“典妻契”主要写明出典妻的时间、租价及备往事宜。典期一般为3至5年，典租价以妇女的年龄大小、典租时间的长短而定。
对承典的人说来，对自己所要典的女人都会提出条件的，比如必须具备生育能力，出典期间不得与原来的丈夫同居，更不能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哪怕看一眼也不允许等，并将这些要求写到契约中去。
那么，古代的“典妻契”又如何立写呢？几年前发现的一份清朝咸丰年间的“典妻契”，就将这种丑恶的交易“留此存证了”。该“典妻契”的正文为：
契约正文后面，有债主杨玉峰以及欠债人侯保珍的签名和按的手印，还有担保人杨玉章签名画押，落款为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契约一式两份，长53厘米，宽49厘米，骑缝处写有“各执一张”四个字，以防伪造和涂改。
从这张典妻契的内容来看，丈夫之所以把妻子典给别人，是因为欠了别人的债，而且是久欠，三年五年还不上，最后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狠狠心，就将自己的妻子典给债主了。
契约对于那些被出典的妇女来说无疑等于卖身契，契约一旦成立，被出典的妻子就得供人玩弄，为人生儿育女，最后还得与自己所生之子女骨肉分离。
当然，在出典的妇女当中，也有贪图承典人家的富裕生活，不愿回到丈夫身边的。妇女到了期限而不愿离开，就需要“续典”，再订契约，进行文字上的约束。
不管是出于何种无奈，典妻也好，卖妻也罢，都是人类发展史上无法回避的耻辱。在古代，妇女的非人待遇，从这些交易中，就可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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