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恨》诏书的颁布，是后金政权在反复衡量自身力量后做出的慎重之举。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明朝在辽东的优势已经丧失殆尽。军事方面，明朝军队存在着士气低下，训练缺乏，缺兵少将等问题，举一例以作说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攻陷抚顺，北京陷入慌乱之中。内阁首辅方从哲举荐杨镐经略辽东。杨镐其人志大才疏，毫无军事才干。在萨尔浒大战中分兵四路，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明军精锐力量全部丧尽。政治方面，太监高淮在辽东肆行搜刮，军民怨恨“辽军自东征骚扰以来，复遭高淮毒虐，离心离德，为日已久。今又驱饥寒之众，置之锋镝之下，愤怨之极，势且离叛”，就是明朝在政治上人心离散的反映。当时辽东地区百姓有“生于辽不如走于胡”的民谣流传。明朝在军事上无力抵御后金，政治上又人心尽失，加之辽东主帅平庸懦弱，天时地利人和皆操于敌方之手。从此主动权彻底掌握在了努尔哈赤的手中，明朝处于被动应对辽东局势的地位。
明末辽东局势图
后金方面，努尔哈赤在经历艰苦的战争后统一了女真各部。明代女真的实力达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式吞并叶赫部，实现统一。而让努尔哈赤畏惧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因党争而获罪。努尔哈赤集中力量大举进攻明朝关外地区。明朝此关键之时反应迟钝，战守不定，京师一日而数惊。这些都表明，在明朝与后金争夺关外统治权的过程中后金已经取得了对明朝在关外地区的优势。
明军和女真部落的战争
万历帝荒废政事是在挑战封建国家的历史惯性，惯性具有强大而可怕的控制力。在君主专制有两千余年传统的国家，君主无论昏聩还是残暴，都没有出现过万历帝创下缺席纪录。万历皇帝在和已经被臣民广泛认同的历史惯性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丧失封建君主在封建制度层面承受的权威力量。具体的表现就是，在万历帝久经劝谏仍不上朝理政后，大臣进谏的数量明显减少。大臣进谏数量减少，最有可能的就是臣子已经对君主对抗历史传统和惯性的的做法，产生了非议。万历帝在和惯性对抗的过程中，使处于封建国家权威内部的君主权威遭到了损害。这也是努尔哈赤在《七大恨》中敢于提出天命“惟我是眷”的原因之一。
女真部落走向封建化的关键人物—努尔哈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