飨，通享，原指祭祀时的贡品或用酒菜招待客人，后也引申出请人享用和祭祀的含义。配飨就是古时君主和诸侯在建立朝代或分邦裂国后在供奉祖先的地方举行的祭祀仪式，与庙号、谥号、尊号等组合，既是对先主的臧否评价，也是维护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在祭祀先主的庙堂之上也会将先主的部分配偶和功臣一起供奉祭拜，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配飨制度。
一、太庙和庙号
太庙是中国古代君主用来供奉祖先的宗庙，夏朝时就有类似的制度，秦代时正式称做“太庙”。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先代帝王的配偶、宗亲和功臣也可以被供奉在太庙内接受祭拜。历朝历代都将祭祀太庙看做头等大事，每年的某个时节，君主都要带领群臣进行祭拜仪式，“祭天”、“祭祖”等礼仪也被看做王朝兴衰的标志。其他的事务可以由君主委派其他人代行，唯有祭礼必须有君主亲自完成。蜀汉的后主刘禅就说过“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可见中国的君主对于祭礼的看重。
太庙最初的供奉祖先功能后来被赋予了其他含义。古时的帝王和大臣在死后都会得到谥号，用以臧否他们的功过是非，却只有建立了大功业的帝王才会得到“庙号”。庙号最早起源于商朝，周朝时废除，汉代才重新确立。获得庙号是对古代帝王最重要的肯定，象征着帝王真正地建立了丰功伟绩。
二、汉代庙号和配飨制度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许多对后世极具影响的制度都是此时形成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庙，四时配飨。汉高祖刘邦在扫秦灭楚之后袭承了这一制度，修建祖宗庙宇并正式命名为太庙。两汉时历代君王都被供奉于太庙之中，虽然经历了王莽篡政和董卓乱政等事件一度遭到破坏，甚至于汉献帝被迫将帝位禅让给曹丕，但两汉历代君主被供奉的太庙却得以保全和重建，汉献帝让禅后被封为山阳公，得以继续供奉祭拜祖先的权利。
两汉时不是所有的皇帝死后都能得到庙号，进入太庙配飨的功臣也只有很少的数量。西汉十二帝只有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和汉宣帝刘询四人获得庙号，东汉十二帝中也只有世祖刘秀、显宗刘庄、肃宗刘炟获得了庙号。而配飨的功臣更是极其稀少，大多只有皇后能获得配飨，功臣则只有张良、萧何等寥寥数人。正是汉代在庙号和配飨上的严格，使得皇帝获得庙号和功臣配飨成为了帝王将相的终极追求，成为后世对他们丰功伟绩的肯定和歌颂。
三、魏晋时期庙号和配飨的滥觞
魏晋时期的庙号和配飨相较于汉代比较混乱，出现了许多改变。这种改变直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对于庙号的滥觞和功臣配飨数量的增加直接形成了后世的帝王和臣工在对于庙号和配飨上截然相反的态度，使得配飨最终成为统治者用来约束、管理臣工的权术和手段。
1、曹魏对于庙号的滥觞
相比于两汉二十四位帝王只有七人获得庙号，曹魏算上追封的魏武帝曹操在内六位君王共有三人得到了庙号，其中魏明帝曹睿的庙号“烈祖”甚至是活着的时候自己加封的，开启了庙号滥封的先河。自从曹魏之后，只要不是在政变中失去帝位的皇帝和亡国之君，也就是说能够进入太庙的皇帝都得到了庙号。发展到隋唐时已经是皇帝死后进入太庙都能获得庙号了，使得庙号彻底失去了对君主顾虑后世评价不敢胡作非为的作用。
2、曹魏的配飨制度
魏晋时的配飨发生了极大变化。之前都是只有少数的功臣能够进入太庙配飨，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功臣也仅仅是享受了云台供奉画像的待遇，没有进入太庙。即“云台二十八将”。而曹魏仅就魏武帝曹操的臣属就先后五次追封享受配飨待遇的功臣共计二十六人。
从曹魏太庙历代皇帝的配飨上可以反映出曹魏政治格局的变化。曹操的配飨变化共有五次先后二十六人，其中宗亲和军事将领共计十七人，其余世族八人。最后两次加封分别是司马懿和郭嘉。前三次中世族的比例较小，第一次时甚至没有世族。这反映了曹操掌政时的真实情况，就是世族参加的比例不大，多以宗亲和微末寒族为主。
随着世族的不断崛起，配飨功臣中不断增加世族成员。同时曹丕和曹睿的配飨也是呈现这种变化。第四次时仅司马懿一人加封，更是可观体现了世族代表司马氏的全面掌握大权，成为世族在曹魏政权中全面崛起的标志。曹魏的配飨制度成为了政权上的晴雨表，成为了政治上风向标，象征着世族全面崛起和司马氏即将取其而代之的标志。
3、蜀汉的“民间配飨”
原本在太庙享受供奉祭拜的只有历代帝王，孔子也只是在家乡拥有供奉生前使用过物品的“孔子庙”，类似于今天的纪念馆。但是这种情况在三国时期的蜀汉出现了变化。蜀相诸葛亮因其完美的个人品格和道德、卓越的政治能力和军事才华、大公无私的执政作风和传奇的人生经历成为了当时和后世的集体典范。当时蜀汉内部的百姓经常自发的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仪式，引起了后主刘禅的高度重视。
蜀汉对于太庙的祭祀仅限于遵守先礼，并不是特别重视相关的礼仪制度。另外蜀汉不设史官，造成了蜀汉缺少客观的书籍实务记录。但是蜀汉的配飨却因为诸葛亮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诸葛亮因为个人魅力和丰功伟绩被破格建立了类似太庙的“武侯祠”。以往策祠都是家族内部供奉祖先的地方，并没有对外展示的功能。诸葛亮的武侯祠打破了这一陈规，成为第一个享受庙堂供奉的非君主人物。之后的文庙、武庙等都是根据诸葛亮祠堂的形式而制定的。
武侯祠的另一个特点是祠堂内有配飨的其他官员，这也是前所未有。武侯祠内的文武廊配飨着蜀汉的文物功臣二十八人，另外诸葛亮与刘备、关羽、张飞并列，共计三十二人享受供奉、祭拜和配飨。后世的武侯祠在多地都有兴建，今天的成都、汉中等地仍有，其中成都的武侯祠是南北朝时与蜀汉的太庙合并兴建的。武侯祠的出现影响了后世的统治者和人民，唐代开始建立的文庙、武庙等具有太庙功能的公共庙宇都是在武侯祠的基础上创建营造的。四、两晋南北朝的配飨制度
两晋时期配飨制度正式形成，从西晋开始无论是大一统王朝还是地方割据政权，历代开国的君主进入太庙后都会有相应的享受配飨的功臣伴随共同享受供奉祭拜。而进入配飨的功臣名单又会因为功臣后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也有君主通过对于配飨的改变来起到政治上的转向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政权的执政方向基本国策的改变上，几乎都是通过配飨人员的改变来进行先期的舆论宣传。
1、两晋的配飨制度
晋朝功臣最早进太庙配飨十二位分别是司马孚、司马攸、郑冲、荀顗、石苞、陈骞、何曾、裴秀、王沈、贾充、荀勖、羊祜。这其中除了司马孚和司马攸是皇室宗亲外其余十人都是士族，客观反映了司马氏晋朝是依靠士族的崛起和众多士族的支持才建立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士族的一种政治联盟关系。这也是晋朝的建立后没有杀戮功臣的原因。但这也是司马氏晋朝的先天不足，即君主没有绝对的权力，无法形成真正的中央集权。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就可以看做是司马氏宗亲和与其亲近的士族为争夺权力的一场大混战彻底消耗尽了西晋的实力。
经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后西晋灭亡，除了开国的司马炎外没有继续追封配飨的功臣。东晋在世家大族的共同扶持下于江东建立了基业，也可以从配飨的功臣中一见端倪。东晋在废墟上重新建立，太庙也是在建康重新营造的。除了原有的功臣外，新增加的配飨功臣都是士家大族成员，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居多。
2、南北朝的配飨制度
南北朝时期国家更替迅速，南方的宋齐梁陈和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虽然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在建立太庙配飨功臣上都是不遗余力的。只要是有机会建立太庙的政权都配飨了功臣，至少在开国功臣上是绝不可少的。这不仅是为了笼络人心，也是增加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手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宋的开国君主刘裕没有进入太庙，刘宋的功臣们照样被配飨了许多。
刘裕杀司马氏建立刘宋后，北方的北魏明元帝特意带领群臣进入太庙祭告，向上苍宣布曹魏高贵乡公的大仇终于得报，以为后世乱臣贼子戒。其实这也是一种维护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手段。北魏的政权是自己在乱世中利用军事力量创建的，并不是篡夺其他王朝的帝位。而祭告被司马氏篡权过程中杀害的高贵乡公曹髦既能震慑乱臣贼子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又能从侧面说明南方的刘宋也是篡权夺位的不合法政权，直接对竞争对手进行了舆论上的打击。
五、结语
配飨制度在两汉正式兴起，魏晋南北朝正式形成，对后世起到了极大影响。唐代自建立后就对太庙和配飨制度进一步完善，开始发挥了真正的在政治上笼络士人的作用。一直到清代随着封建王朝的彻底瓦解才从中国政治中消失。
参考文献：
1.《典论》
2.《后汉书》
3.《三国志》
4.《晋书》
5.《南北朝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