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威烈王封韩虔﹑赵籍﹑魏斯三家为诸侯。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迁于端氏（今晋城市沁水县）。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春秋时代与战国的分水岭，标志着中国历史正式进入战国时代。
赵、魏、韩三家为什么能在讲究森严的等级制的封建制的周朝做到孤立并瓜分晋国公室的土地？为什么中国历史会从春秋时代过渡到战国时代？商朝灭亡，周人建立“天下”制度。
一般来说，王朝的覆灭，都是因为自身实力衰弱了，被内部敌人颠覆或者被外部敌人吞并了。但商朝并不是这样，商纣王虽然在后世被称为暴君，但商朝的灭亡，其实偶然性很大。
周只是商朝的很多诸侯国中的一个，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在西北的角上。商朝的政治中心在中原，人口可能在百万以上。周的人口，据史学家估计，只有不到10万。
周人抓住商纣王派军队攻打东夷的机会，联合其他邦国，发动突袭。司马迁记载，各邦一共出动了战车300辆，甲士4万5千人，这就是牧野之战。
商朝主力军队来不及赶回来救驾，纣王临时拼凑了军队应战，但部分军队哗变，导致战场大败，纣王自杀。商朝就此灭亡，周朝取而代之。
上古时期打仗，和后世的战争大不一样。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军队的后勤保障什么的，都还谈不上，只能靠参战者自己携带的一点口粮，不会出现两军大战多日的场面。也谈不上什么复杂的战略战术，打仗基本就是一两天的事。牧野之战也是如此，当天就决出胜负。
这种一天之内决出胜负的战争，偶然性的因素就很大，一方即使综合实力更强，也可能发挥不出来。商朝基本就是这样，灭亡时，实力并没有明显衰弱，只是输掉了这关键一仗。
我们关心的重点在于，周人胜利得非常偶然，打天下容易，这天下可怎么治理呢？商朝人还有很多，一些诸侯国也不见得顺从周朝，而周朝自己的实力很弱小。仅靠武力，他们恐怕无法控制各方势力的反扑。
那么，他们怎样才能“以小治大”、“以一治多”呢？
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征服者都不用面临这个问题。至少在征服时期，他们都拥有压倒性的武力优势。周朝人却是在没有武力和实力优势的情况下，被一下子推到了中心位置。他们能控制得住局面吗？他们靠什么控制局面？
要想解决这个大难题，周朝人就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政治制度，主要依靠制度吸引力，而不是武力威慑进行统治，也就是用制度优势代替武力权威。“天下体系”就是周朝人给出的解决方案。
在商朝的时候，当时成熟的政治概念是“天命”，天命降到了哪个部族的头上，哪个部族就是天下之主。所以，商朝的统治者唯一要讨好的对象，就是上天。怎么讨好？用活人祭祀。所以，在商朝人看来，除了他们自己是人，其他都不是人，叫“羌人”。从字形就看得出来，人和羊是一样的，是可以任意宰杀的。当时是除了商朝之外，所有的人一旦成了商朝人的俘虏，都难逃这个命运，这是非常残暴的。
在“天命观”的政治观念下，这是必然的结果。
可是，现在周人说 “天命”不是降到周人头上的，而是降到周王头上的。这一字之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天下共主，不是奴役你们的人，而是普世主义的政权，是要给你们所有人主持正义的。
周武王安抚殷商子民
周人搞出的“天下体系”，主要是三个方面：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和德治原则。
商朝时候，实行的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为什么？这种继承制度主要是为了保证战斗力。哥哥死了，哥哥的儿子往往还年幼，没有战斗力；而弟弟一般是成人了，所以他来继承。
这也侧面证明了商朝是一种暴力统治的逻辑，而周朝实行的是严格的嫡子继承的宗法制度。今天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但当时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周朝的嫡子继承制加上分封制，导致的结果，就是每一层政治结构都是家族结构的放大，但各层的结构又类似。周天子在最高层，以下依次是诸侯、大夫等，每一层分别负责治理该层次的事务。
周人的第二项制度创新是“礼乐制度”。它的作用是赋予生活形式以精神意义，也就是让日常生活具备严肃性和精神性，创造出了“神圣性”。
周人的第三条是“德治”。德这个字那时候还是政治概念，指公正地分配利益。德治，意味着利益的普遍分享和公平分配，这也是“天下体系”吸引人的关键所在。何为封建制度？
周取代了商之后，在其分封制下，天下被纳入一种拟亲缘共同体的结构当中，其核心是宗法制，相应地形成了嫡庶之制、祭礼、服制等等。基于尊尊亲亲贤贤的原则，一种稳定的秩序浮现出来。
武王周公所分封出去的贵族，是宗法制的担纲者，通过井田制而完成对于社会秩序的具体组织过程。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构成西周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在井田制下，依照政治秩序土地被区分为“国”“郊”“野”三个部分。“国”是都城，是宗法贵族的所在地，“郊”是随同宗法贵族前来进行武装殖民的国人庶民耕种的土地，“野”则是被征服地的原住民居住与耕种的土地，国和郊也经常统称为国，以便区分于野，区分国人和野人。可耕种的土地划分为诸多称作“井”的单元，每个单元内都划分成“井”字状的九块。八家共一井，每家分一块私田，八家共耕一块公田，每三年会重新调整一次土地分配。公田又称“籍田”，每年春耕之际，宗法贵族要祭祀天地，行籍礼，籍田上的收获是贵族的主要收入，同时亦用于祭祀，其因此又获得一种宗教属性，以此田制来象征礼法秩序。
西周时期，周天子将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赠予各诸侯国，铸刻技术被周王朝独自把持，其他各国无法独自将文章刻在青铜器上。文字最初是用于祭祀活动，所以周天子基于铜铸而进行的文字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诸侯们确认基于天意、以周天子为共主的宗法制度的过程。文字的垄断，便是控制这样一种理秩序的手段。
在西周时代，人们都相信，君子依从古风循礼而行，则小人自化，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人们皆视“礼”为理所当然，在一种前反思的状态中，君子皆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心，作为礼制与武德的担纲者。小人则甘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之乐。
国人之间，彼此有一种血统认同关系，基于此而形成一种战斗共同体。国人则对野人进行基于地域关系的统治与管理。因此，国人获得土地分配，是为了保持国人间的平等权利，维持他们提供兵役的能力；野人获得土地分配，则是用以形成一般治理结构，维持其提供劳役的能力。他们被宗法制的秩序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古风流行的封建社会中，唯国人君子有资格、有义务参加战争，野人则无资格参战。君子参战的目的不是杀伤对方，而是恢复礼的秩序。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刑”的目的是恢复正当秩序，战争既为大刑，其目的必为恢复天下公认之秩序，即为恢复“礼”。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以兴灭继绝为目的，再复礼的秩序，孔子赞其“正而不谲”。然而，齐桓公毕竟不是天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则已为无道矣。齐桓公在恢复封建，但却是以否定封建的方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封建走向瓦解
西周时期战争规模很小，原因之一是当时的人口非常稀少，大国的国人总数也不过数千人。当时一个诸侯国只有一个城，不能有两个城，否则人们会担心另一城足与国都抗衡，此所谓耦国，被视作致乱之源。由于人口稀少，野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也不会从郊向外拓展到非常远，所以，国和国之间有大量的荒原，是狐兔出没之所在。但是，到了春秋时期，人口增多，原有的土地已经不够分配，新城建立起来，耦国开始出现。西周时期的分封主要体现在天子对诸侯的封建上，春秋时期则开始出现诸侯在国内对卿大夫的分封。
周天子暗弱，诸侯勃兴，遂将中国历史带入春秋五霸时代。这是一个封建走向瓦解的时代。
春秋五霸中最有争议的宋襄公，并无如同齐桓、晋文一般匡正天下的武功，却想要做霸主都曾做过的召集会盟之事，以尊王攘夷之礼号令天下。在他召集之际，公子目夷谏日：“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襄公不听，楚成王果然不依礼行事，捉住宋襄公，以其为要挟而攻宋。日后，宋襄公再获机会与楚成王一较高下之际，仍坚持“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遂大败于楚成王。对于武力并无优势，但是血统有优势，作为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之封国的继承者的宋襄公，唯有以“礼”服人，这是其仅有的选择，但在礼乐坏的时代也徒留迂腐之讥；对血统上满是劣势，蛮夷出身而在武力上有优势的楚王来说，以“力”服人是其仅有的选择，在这种时代却又是简单有效的办法。宋襄公的执着，是贵族战争伦理在这个时代的绝唱，“礼”的遗失，意味着封建制即将被人弃如敝屣。
宋襄公绝唱三十年之后，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锋抵于洛阳。周天子派遣王孙满劳军，楚王竟不避僭越地问天子之九鼎的轻重。王孙满对曰：
“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段应对，千古之下犹闻其铿锵之音。王孙满用基于传统的德性这种正义观念压制住了楚王，楚王遂罢兵归楚。楚王虽有僭越一问，却仍接受了“在德不在鼎”之说，这意味着其对于周天子所象征的天下秩序终于有了一种主动参与，蛮夷主动愿意化入分封体系，后秦穆、楚庄、吴王阖阊、越王勾践皆获封为伯，封建秩序外展于同姓及近臣诸侯之外，遂达其最高峰。最高峰，同时也孕育着自我终结，分封制向蛮夷的扩展，意味着以周天子为金字塔顶的拟亲缘宗法制开始变得虚空，分封制的伦理基础被抽离而去。
井田制的废黜
作为经济基础的井田制，也开始遭遇废除。公元前594年鲁国开始推行初税亩，取消古典的井田制，以单个农户为单位，个别地配授农地。然区分公田、私田，要求所有土地普遍交纳
田租。鲁国的这种做法，被讥作“非礼”之政，因为井田制不仅仅是一种财政与土地制度，它同时内蕴着宗法秩序的伦理。春秋时，不仅天子、诸侯有籍田(公田)，所有贵族都把籍田作为主要收入。贵族们通过其籍田所得完成祭祀，从而在宗教意义上获得一种主体性地位，证明自己在宗法制当中的独立身份，其虽在爵级上低于君主，但并不依附于君主。井田制的古法被废除，则籍田也被取消，此后，祭祀的开支便由新法下的赋税收入中统一支付。如此，则贵族丧失了独立于君主的身份，转为依附者。改古法为新法，取消贵族的祭祀机会，剥夺了其通过与天神相沟通而获得的独立性，这相当于再一次的绝地天通，将政治主体身份统收归于君主。这种变革，带动了其他诸侯国的跟进，开启了通向战国时代的大门。技术进步与封建社会的终结新的生产技术传播
竹简开始获得应用，这意味着周天子通过铜铸而对于文字的垄断开始被打破。知识传播的成本急剧下降。文字从仅属于最顶层的宗法贵族的祭祀之用，转为一般贵族子弟甚至运气好的普通国人，都能够学习。适逢人口膨胀多年，无有土地的贵族子弟遂转化为游士，各国竟相延揽人才为己所用，游士也都渴望卖个好价钱。传统的宗法忠诚一去不复返，游士正是变法君主们最喜爱的那种在本国内无有根基之人。
官僚体系的运转基于文书体系，文字因此摇身一变，成为支撑官像制度的工具；官僚治国的依凭，首要的是法而不是礼，随着宗法制、井田制的纷纷破坏，西周之“礼”的秩序不再是理所当然，对社会的规范需要通过“法”来进行。郑国正卿子产铸刑鼎是标志性事件。他意识到，礼崩乐坏的当下，倘再不以法行世，则世事愈发不可为矣。
子产铸刑鼎是个时代象征，将行为规则成文化的努力，意味着礼法分开，政治的自觉开始浮现出来：二十余年后，晋国也不得不铸了刑鼎。“法”的全面展开，使得“礼”的行止有度逐渐被事功的积极进取所替代。晋铸刑鼎后半个世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正应了叔向所说“国将亡，必多制”，然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扭转。结语：
历史从春秋跨入战国时代半个世纪之后，李悝于魏变法，魏国一时横行天下。其他各国遂纷纷跟上，至再半个世纪后的商鞅变法，可谓集大成。变法中，诸侯国内部的旧贵族阶层被一扫而空，血统不再是地位的保障，事功才是上升的阶梯，国人和野人的差异消弭了。战争逻辑也发生变化，战争目的从恢复礼的秩序转换成了杀伤乃至消灭对方。一旦如此，则战争过程的核心便是人员和资源的动员，各国进入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阶段。中原土地广阔平坦人口众多，适合大规模作战，战争逻辑的转换，意味着战争的规模将加速度地呈几何级数上升，大一统成为未来中国不可逆转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