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北京非常特殊。民国北京的历史，大体可以1928年为界，此前是国家首都，此后不仅失去了首都地位，而且在多数时间里叫“北平”。
清帝逊位后，北京最初是作为北洋政府的首都，到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北京改名为北平，由于国民政府的首都在南京，彼时北平在全国的地位下降了。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北平被日本所侵占，一直到1945年，这8年都在日本的“管理”之下。而1945到1948年，又有3年的“北平时光”，直到和平解放。
比起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北平城区住宅，每间平均售价增长了24%。虽然增幅不小，但还是可以接受的。1937年以后，无论是日伪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为了支撑战争，当局都采取了滥发纸币的做法，导致物价飞涨，这是全国人民都要面对的经济形势，北京也不例外。有统计表明，如果以1931年-1937年的房屋租售价格指数为100，则1947年1-12月每间住房平均售价指数为1776800，每间平均月租指数2633250，房价上涨了一万七千倍，租金上涨了二万六千倍！这种上涨，都是恶性膨胀造成的，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但是也说明，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房屋仍然是相对比较保值的固定资产。
尽管1928年开始，北京不再是民国的首都，但北平仍然凭借长期积累的雄厚教育实力，维持了北大、清华等著名学校的高薪酬。这些人成为20世纪30年代北平住宅消费的重要购买力量。按照当时普通民众一般的房租与收入比，可将大学教员的月租房支出定为月均收入的10%，那么每个月在租房上的钱，教授可以拿出40-50元，副教授可以拿出30元，专职讲师可以拿出12-20元。如果综合1931-1937年报刊广告上发布的住宅招租价格，平均每间是2.40元，那么教授可以租20间，副教授可以租12间，讲师可以租5-8间。
当然，没有人会租那么多房子。事实上，当时的大学教员基本可以做到普通每家独住一个四合院或三合院。一些著名学者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们租住大宅、出门坐黄包车，每周都到饭馆喝酒的闲适生活。他们的家眷，既不用工作也不用做家务，而是雇佣仆役操持家务。和这些教授相比，普通工人和小学教师家庭就差很多了，每个月平均可以支出的房租为6-8元之间，可以租两到三间房子。不过，无论家庭收入多少，大多数工人家庭居住面积都很狭小，每个家庭只有一间住宅，只能说凑合着有个地方住而已。
即便住得不咋样，小学老师、工人也不算社会的底层。在城墙边上，居住着这样一些人，他们被视为“棚户”，所居住的房屋大多为灰棚，而且连成片。放眼望去，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等处，满是这样的贫民居住区。这些人有失业工人、孤寡老人、疯癫病人、守寡妇女等等，他们境况很差——不过，还有更差的：那些无家可归、不能自食其力的贫民，只好蜗居在市政当局开设的“暖厂”里。1934年底，政府在早已衰落、破旧的新世界大楼里开办暖厂，收容200多名无家可归的男子。每天下午4-6点开门收容，6点以后提供一次粥饭作为晚餐，让住进来的穷人不至于挨饿过夜，次日早上7点开门让他们离去。
1919年鲁迅已近四十岁，参加工作已整整十年，在教育部上班，业余写文章赚钱，欲购买位于北京西城八道湾一所四合院，前后两进，九间瓦房，房价3500块大洋。
鲁迅把绍兴老家的祖宅卖了钱没凑够，怎么办？去银行贷款！在整个20世纪初，银行的利息都比现在高得多。以天津、上海、北京三地的国有银行为例，为期一年的普通贷款，利息最低10%，高的则在16%以上。而且还不是你愿意支付高额利息就能贷出钱来，还得有抵押，要是没有抵押，就必须有富商或者知名人士做担保。鲁迅贷了一笔500块大洋的短期贷款，为期3个月，月息“一分三厘”。一分三厘就是1.3%，折成年息是15.6%，利息实在是高，不过以他的收入来还清这笔贷款，并没有太大问题。
买卖房屋需要中介，中介佣金是：买主得按成交价的3%付给中介佣金，卖主得按成交价的2%付给中介佣金。 鲁迅买这套四合院时，卖主觉得要价3500块有点儿吃亏，自己该出的那份儿佣金也让鲁迅掏了。也就是说，为买这套四合院，鲁迅应付5%的佣金，总共是175块。
买卖房屋需要缴税，费用是：缴百分之三的契税、千分之八的教育附加费、千分之九的教员经费、千分之五的解厅自治费，还有千分之二的参议会经费，税率加一块总共是5.2%。鲁迅购房款是3500块，得缴182块的税费。
综上，鲁迅住宅总共花费3876.50块大洋， 按照民国初期一块大洋价值近似于今天的250元，折合今日969125元。你说便宜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