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中国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地域歧视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地域歧视的详细记载，早春秋战国时期，只要是寓言故事说到愚蠢的人，百分之九十被冠以宋国之人，例如家喻户晓得守株待兔，揠苗助长等等都是说宋国人。
然而，地域歧视的巅峰那还是得说是在北宋。北宋时期开国皇帝赵匡胤“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窦准的"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甚至在科举考试上还偏心将南方籍的考生的状元，更易为山东平度人的考生等等，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对南方人的歧视，南方人大喊冤枉，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一 宋初吃香的北人
提起杯酒释兵权，人们都会想起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他结束了自唐以来的武将藩镇割据的乱世局面，并且大大提高了文人政治的地位，“自古创业垂统之君，既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将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充分的体现了宋太祖为文人做出的贡献。在初年，为了很好的进行对武将的置换，宋太祖早期招募作为门客的文职幕僚群体随着太祖称帝也水涨船高，共同确立了宋太祖时期文臣的基本面貌。毫无疑问，他们基本出生于北方，奠定了北人政治的基石。
而此时的南方在干什么呢？随着宋太祖统一战争的开始，南方诸国降臣开始入朝为官，那么为何北人在北宋初年到中期都能够保证主导的地位？这里就不得不说适应科举最久的就是北人。他们早期接触的教育和理念更加适合宋朝这个新生帝国的建设需要，“其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统治秩序，安定赵宋政权，而这项使命的完成，无疑有赖于一批负有行政经验，长于吏干的文职官僚”这是邓小南先生对宋朝初年的充分的分析。
“方今之急者，匈奴未灭，边鄙尤耸，淳朴未还，奢风尚炽，县道未治，逋逃尚多，……，朝廷之急务也”，从中就可以看出宋朝在初年缺少的就是在军事，教育，等领域的实干型人才，正因为如此，宋初君主需要的官吏不但是文臣，而是实干型的文吏“富有行政经验，长于吏干”。
然而此时的南方士人，因为地缘因素，战乱并没有怎么波及，且长时间以来，南方诸国礼贤下士，对于文学有特长的人十分的看中，所以江南士人多攻于笔法文学，普遍存在尚文重艺，并不能很好地经世致用。这就与北方的尚志重道背道而驰，显然不能够很好适用于当时的政治建设，因此，南人在朝堂之上受到歧视，不被重用是必然的。
除了建国初期对经世致用人才需求就对南人进行排斥似乎并不能服众，那么别忘了南人的组成成分。二 降臣入朝受制于人
我们不要忘了，宋朝一直都是处于没有完全统一的情况，对于南方诸国也并不是一下子攻克的。所以，为了方便，宋朝统一战略的制定为先南后北，这样看来南方诸国对于宋朝的来说其实是敌国外患，而投降的南方诸臣在朝廷中的成分自然就不是那么好。
伴随着南方的统一，宋王朝面对如何这些逐渐入朝的南方官员十分的头疼，为了国家的稳定就必须经过一番着重的思考，因此，宋初君主对南方诸降臣的任用上充满了猜疑和质疑。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派遣这些官员中有名之士在国家图书馆编纂群书，或者将重要的官员遣送到京畿地区严加看管授予闲职，或是出任地方官员。这些都很好地将南方士人排除在政治的中心外，帝王都不重视的南方降臣自然就无法受到北方士人一样的待遇。
宋太祖，宋太宗在攻克南方诸国的时候，第一，为了政权的平稳过渡，除直接选派心腹官员担任地方重要职位，对于南方诸国地方官员并没有进行多大的调任。攻取江南后，太祖下令“伪署文物官吏见厘务者，并仍其用”，
第二，将重要的官员移到京畿地区就近监视，用来防止南方势力的死灰复燃，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宋朝统治者在一开始就对南方士人带有有色眼镜，每一个朝代对于前朝余孽不是时刻提防？这也就造就了南方士人在朝堂总的尴尬地位，不但受到北方士人的歧视，还要遭受到当权统治者的的监“无微不至”视。太祖在乾德三年平蜀后就立即“诏伪蜀文武官员并谴赴阙，赐装钱有差”：征服南唐后，命令曹彬“以江南国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属等五十五人来献”。
除了统治者的因素，北人们对降臣们的态度是影响他们境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宋立国于北方，所以当时北方的官员常以自己是中原正统自居，所以在心理上肯定是非常的骄傲的，那么他们对投降者的看法可以说是轻蔑，“(开宝二年六月)唐主谴其弟吉王从谦来贡，辛卯，见于胙城县。唐水部元外郎查元芳掌从谦笺奏，上命知制诰卢多逊燕从谦于馆。多逊弈棋次，谓元芳曰江南竟如何？元芳对曰江南事大朝十余年，极尽君臣之礼，不知其他。多逊愧谢曰孰谓江南无人”。虽然卢多逊感慨“孰谓江南无人”，但是北人对南人“无人”的印象可谓是深入人心。
总的来说，南人降臣入宋的身份自然是从上而下受到来自被人朝廷的歧视和猜疑，即使能够崭露头角也受到相当多的束缚和制约。三 南人负面形象
“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的政策在仁宗即位后开始有序的展开，再加上南方许多地区开始慢慢适应宋朝的治国战略，使得南方士人的地位得到十足的上升，慢慢的，北方士人就开始被迫和南方士人平起平坐，再伴随着南方人才通过科举考试的非常多，有时候北方氏族不得不被压制。
南宋陈傅良曾感慨“放国家肇造之初，将相大臣多为西北旧族，而东南未有闻者。继而天下平，七八十载间，而范公起吴，杜工起越，欧阳公起庐陵，孙公起富春，盖汉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皆一时之望，于是东南人遂擅天下”。即使对南人评价如此之高，但是疑惑的是这个时候的舆论几乎是一片倒的质疑南方士人政治形象，负面形象一度超过正面形象。
邵伯温曾经对王安石变法有过记载，那时的南方人十分的排外，王安石也在变法中大量使用南方官员，南人得势后又拉南人上位，甚至一度出现专横把政，专务变更的形象，这种对南方人的观点可不是仅仅邵雍一个人的看法，而是代表着当时社会上的主流。熙宁二年十月，陈升之拜相，但是他上任后就把中书长官全部换成南方人，这就不难看出南方士人的任人唯亲的政治理念，在当时引起了十分大的控诉和争议。
有名的司马光曾说“闽人狡诈阴险，楚人轻佻浮躁，他们把持中书后必定援引乡党，使得南方人士充斥朝廷，从而使得天下风俗浇薄，不再醇厚”在当时的时候，南人居然在不同人的眼中有着惊人相似的负面形象。
当然，除了朝堂矛盾外，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习性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南方人追求的灵巧飘扬与北人的质朴醇厚产生了争斗，虽然是地域问题，但是南人的轻率性格对于承周而立的宋朝统治者来说是十分不讨喜的，如一次真宗听冯拯“余杭比诸道易治”的意见后立马反驳“访缅之寄，古诸侯也，常时无事，则为易治，吴人轻巧，荀备豫非常，安可谓易治？”对于真宗来说，南人的轻巧十分不利于他的统治，反而是值得警惕的地方，北人窦準更是“尤恶南人轻巧”，由此可见南人与北人在地域上的习性不同而被厌恶，提防，真是无妄之灾。
当然，讨厌肯定有讨厌的原因，一些身居庙堂高位的南方士人本身的作为就让人非常的讨厌。真宗中后期，王钦若为了争权夺势排挤窦準，将澶渊之盟比作“城下之盟”，并且竭尽全力劝说真宗通过封禅泰山来洗刷屈辱。
而在“天书封禅”运动中以王钦若为代表的“五鬼”为了造成“天下争言符瑞也”给宋王朝造成了惨重的代价。不仅如此，王钦若等人的政治举动更是让人痛恨非常，如丁谓“多希和上旨，天下目为奸邪”，陈彭年“时人目为九尾狐”等等。根据仁宗评价“王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亲身经历“神圣政治”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害，更是目睹了王钦若等人的胡作非为，自然而然，对于南人的形象很容易就崩塌了。
王钦若当权之时，正事不做，与“五鬼”结成党羽构建了南人集团，南方士人在朝堂的官员更是达到了八成之多，这很明显就是王钦若扶植的党羽。
当然这些都确实是南方人士的负面形象，但是在北人把持国家权力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面对南方士人的强势的崛起和在国家日常政务中不断地得到重用，失去太祖时期的政治倾斜的北人，自然就会对南方士人产生一种嫉妒和排斥的心理甚至故意去贬低南方士人，例如窦準就在大中祥符八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为理由打击江西状元萧贯，然后又说“又为北人争的一状元”。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在王安石变法中，几乎支持的都是南方群体，而反对声音最大的往往都是北方的保守派，这也就构成了南北之争最激烈的原因。总结
北宋初年的只以北人为相，很明显就是统治者初期为了国家的稳定需要进行对北方氏族的承诺，但是随着南人的崛起，智力，才华逐渐得到世人的认可后，政治地位有了质的飞跃，这就引起了北人的嫉恨，于是乎他们就一直强调不以南人为相。
虽然，南人确实在政治斗争中有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统治者的偏见，北人的歧视才是“不以”南人为相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