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王冠民家书，朗诵：王冠民之女王斐
一张迟到18年的
烈士证书
/ 红色名片 /
王冠民（1915—1954），字植三，东阳市城东街道地塔畈村人，生于1915年。1937年7月，抗战爆发，他组织学生教唱抗日歌曲，激发民众抗战热忱。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7 年初，他受党组织派遣到台湾从事革命活动，以教书为公开的职业掩护，任中共嘉义市委书记。1953 年9 月，不幸被捕入狱。面对敌人严密“审讯”，威逼利诱，守口如瓶，坚贞不屈。次年8月，在台北遭枪杀。
/ 红色家书 /
斐：三月三日来信收到，知道你考取了八婺女中，现已入学肆读，我看了非常高兴。只要自己知道用功，将来考高中，当然也不会有问题……这一次的信写得很清楚，不过里面还有几个别字，我改了寄还你，下次留心改正……以后用钱要晓得。应当用的钱不要太做人家，在用钱方面，绝对不能去揩朋友的油……我们在此都很好，因求学工作相当忙，不多言。祝康乐。
父冠民字三十日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1972年，诗人余光中的一首《乡愁》，戳痛了无数海峡彼岸同胞心中对故乡的思念。这一年，一位宝岛埋忠骨的共产党人，终于在埋藏身份18年后被正名。
他，就是中共台湾嘉义市委书记王冠民。1954年，他被国民党当局以“赤匪、死不悔改”的罪名惨遭杀害；2002年，他的骨灰在异乡漂泊了整整48年后，终于魂归故里。王冠民的名字在此前并不为人所知，他在台湾从事革命活动而牺牲的英雄事迹更是为了保护更多“王冠民”而被深深埋藏。
奏响一曲《光明行》 引领少年“光明行”
1948年初，省贫儿院教师许为通收到一封台湾寄来的信，两页泛黄的纸，是好友王冠民寄来的结婚祝福。
王冠民出生在东阳李宅的一户普通农家，王冠民8岁进私塾，12岁读李宅小学，小学毕业后，经当地有名望的李公茂先生介绍到上海吴淞口劳动大学附中求学，后转回东阳中学，随后考入省立杭州师范学校。1935年，杭师范毕业后，冠民相继在该校附小七堡分校、杭州市郊下菩萨小学任教。那时，王家父母以为，打小机敏聪慧的大儿子此生会一直安稳地当个教书匠。
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第一保育院教职员合影，摄于1946年元旦（后排右起第六位王冠民），图片选自家庭影集。
这一年，距离两人初识已经过去14年。信中一句“真想赶来与你合奏一曲光明行”，让许为通感慨时光飞逝，两人在丽水碧湖浙江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以音乐文艺带领少年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冠民继承了父亲拉二胡、吹笛子的音乐细胞，音乐成了他展开革命的“武器”。在碧湖，许为通常与冠民二胡合奏，一时被传为佳话。
“我是一生没有喊过爸爸的人”
白色恐怖中，王冠民曾长时间未与家人通信联系，家人十分担忧。父母托当地名流、任淳安县县长的李文凯帮忙，安排让王冠民当淳安县教育科长，并以“家人病重”为由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将他骗回。然而，回家后的王冠民，却以“国难当头，共产党员怎能苟且偷安”坚定拒绝了父母的好意。
对儿子王家达来说，父亲的形象很是模糊。而这趟爷爷奶奶有意的“骗回”，是留在他记忆里唯一同父亲相处的几日。当时，他已长到六七岁，才知道自己也有爸爸；然而没几日，爸爸就又出远门了。不想，这次竟是他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直到2001年9月，他同姑母千里迢迢赶到台北富德灵古塔，他第一次“当面”喊他“爸爸”时，自己已是一个62岁的老人。“我是一生没有喊过爸爸的人。”
三姐弟中，同父亲交集更多的，只有大姐王斐。王冠民曾把学龄的大女儿从家乡带到保育院，与院童们一起过集体生活。在远赴台湾后，也一直以通信的方式教导她为人处世的道理，让她“读书要用功，将来考高中”，还让她“应当用的钱不要太做人家，在用钱方面，绝对不能去揩朋友的油”。王斐也因此成长为一个独立坚强的人，15岁那年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来成为部队一名出色的医务工作者。
1943年，王冠民与女儿王斐合影。
1947年初，党组织决定派王冠民到台湾从事革命活动，他匆匆回家与亲人告别。家人劝他多住几天，他只说：“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等到全国解放了我一定会回来。”不日，全家默默送别。谁料这竟是最后永诀。
王冠民到台湾后，先后在基隆民教馆、台中女子中学、台湾省教育厅任职。同年根据党的指示他到云林县虎尾镇，以筹建台湾糖业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后任中共嘉义市委书记，公开的职业是糖业子弟小学校长。他还设法安插大陆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而失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到子弟小学任教，并在学校建立了党的机关……
新中国成立后，孤岛台湾军警如林，特务密布，王冠民靠其智慧和合法身份的掩护，有效地领导党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1949年，台糖子弟小学教师在阿里山合影（前排左一王冠民，后排左三王秀兰）。
王冠民的小妹王秀兰曾在1948年2月，到台湾掩护哥哥开展革命活动。王秀兰在84岁那年实现了终其一生的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在1972年组织承认王冠民烈士身份之前，即便是跟随哥哥多年，同他一起奔赴台湾，她也一直不知道哥哥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写道：“我一直在寻找共产党，却都没有‘门’。直到1949年返回大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才从有关方面得知哥哥就是共产党。我为哥哥的坚强党性而自豪，但也为哥哥生前没有介绍我入党而深感遗憾。”
据曾与王冠民在台湾共事、北京中国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院老师李录先回忆，当年王冠民在台工作时能力有口皆碑。冠民在生活上十分清苦，其他教师每月总免不了下几次馆子，他连一碗牛肉面都舍不得吃，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作党的活动经费。直到被捕那天，他还把节存的几枚金戒指和一沓钞票设法交给其他同志。
二十四封狱中书信 显示英雄无畏本色
1953年9月上旬，王冠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
在监狱中，他饱受酷刑，10个指甲全被拔去。此时，小妹已经回乡。他在台湾举目无亲，只有随同他一起去台湾、在保育院时的学生章福兴冒着危险主动承担起“亲属”的任务，为他送去必需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最后，为王冠民收尸，处理善后。
1953年9月到1954年7月，王冠民从狱中陆续给章福兴写过24封信。由于这些信件的外送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所以只能写些日常生活上的问题，有的信上还可以看得出被盖上“验讫”的图章和被开了“天窗”的痕迹。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些平平常常的语言，看到共产党人伟大的精神世界，看到他面对死亡时的镇定、坚强、乐观，和对人类解放事业的信念。
通观24封书信，几乎每一封信中都谈到学习问题，衣物用品要求从简，却要求寄书、纸、练习本和铅笔。他在信上说：“一年来大大小小读了百把本书，在我的一生倒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收获。”
1954年7月21日，王冠民给章福兴发出最后一封信，即第24封信。此时，他已经知道自己死刑日期已定，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嘱咐章福兴来领取自己的遗物。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王冠民写了这封诀别信，内容明白，条理清楚，字迹端正；而申领的遗物清单总共只有8件，排在第一位的红色公事皮包一只。这只皮包，在第18封信中曾经提到：“我来时带来的公事皮包一只，如有来台北的便人，拟托其带回归还校方。”就是这么一件公物，他念念不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它当做头等大事。
捷克共产党员尤·伏契克在《就义前的讲话》中写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有许多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面貌、自己的幻想和希望。因此，其中任何一个最不著名人的痛苦，也不比那些在历史上有名人的痛苦更少些。请永远亲近那些在战斗中的牺牲者，就像你对朋友，对亲人，对你们自己一样亲近吧。”
王冠民，很长时间，就是这样一位“没有名字的英雄”。
来源｜金华新闻客户端
作者｜汪蕾
编辑｜卢奕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