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弄瓦人
乾隆二十九年宝鸡知县许起凤主持编纂的《宝鸡县志》卷一地理篇记载的宝鸡县山兽多达数十种之多，如虎、豹、熊、罴、鹿、獐、麋、麝、猴、麂、猯，而其中很多兽类已经鲜有踪迹，乾隆二十九为公元一七六四年，距今也不过二百余年，可见人类的活动对生态带来的惊人变化。
另一位因笔记《小窗幽记》闻名的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偃曝余谈》中记载了宝鸡山野异兽及金丝猴的趣闻。“有独角兽，樵者见其卧林间，或搏虎而食之。食辄余其半，山家每得残虎以饱”。这种独角兽在“虎豹熊罴时出伺人”的宝鸡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吉祥瑞兽。对金丝猴（狨）的描述，在陈继儒笔下变得更是十分诙谐有趣。“又尝见鬻皮于市，似猿猱而长尾，尾色红。问之曰：狨也，去来林间如飞。猿猱之族，千百为群，出采山核。狨至莫不俯首贴服，不敢张目视，狨历视其肥腯者，取小石或落叶，识其首。噉且饱，狨卧或他去，猿猱散走。其首有识者，惴惴待牙吻无动，其黠者，乘间窃去首所识，移之邻，己得脱去，而邻代之矣。”作者笔下的金丝猴不仅称霸于山林，还要掠夺猕猴采摘的山核，在那些肥硕的猕猴头上放置小石块或者树叶极尽捉弄之能事，自己吃饱睡足后，猕猴们才敢散去。当然其中狡黠些的猕猴总是把自己头上的树叶偷偷挪到别人头上而脱身溜走，让老实的猕猴惴惴不安的等候金丝猴的发落。陈继儒的记述也不过三百余年而已，别说独角异兽，连金丝猴亦绝了踪迹，只有宝鸡卷烟厂“金丝猴”的香烟商标无力苍白的告诉世人，金丝猴曾经在这里生息繁衍。
乾隆五十年《宝鸡县志》记载了一种颇类神话的野兽——驳。驳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秦风·晨风》“隰有六驳”，《毛诗诂训传》对驳的解释为“驳如马，食虎豹”。《县志》引用《凤翔府志》记载“益门山中虎为害，一日风起，有物张两翼如赤旗，其音如鼓，片时声息。樵者至，见虎头二、虎爪八。”这种瞬间便把两只猛虎吃得只剩下残躯的神兽深藏于益门山中，其神秘莫测令人叹为观止。
宋人江休夏的《醴泉笔录》记录了一则司马光父亲任凤翔知府时的小故事，也与珍奇动物有关。“司马君实侍先君知凤翔府，竹园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鸱，莫有识者。有自山西来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飞生，飞而生子。每欲飞，则椽树至颠，能下不能高也。’”鼯鼠也称飞鼠或飞虎，是生活在亚热带雨林的一种松鼠科动物，但宋代时，却在凤翔这样的北方地区司空见惯，可见在北宋时，北方的气候生态特点之一斑。
北宋时期发生的气候变化也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人口大量向南迁徙，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延续。根据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在北宋时期，我国的气候状况经历了一个由温暖向寒冷的变化过程。此前，温暖气候持续了四百余年，可追溯到隋代。《宋史·五行志》等史籍中有关中原地区出现冬无冰雪或气候偏暖的史料涉及四十九个年份，明显超过同一时期涉及三十一个年份的冬寒记录。许多史料中，还大量记载有因冬季无雪，以致皇帝在夏历十二月亲自或命辅臣祈雪的活动内容。在许多宋人的文集中，如王禹偁、欧阳修、宋祁、司马光、曾巩、苏辙等人都曾参与“祈雪”而写过或多次写过“祈雪文”，祈盼当地冬季下雪，以改变冬暖天旱的现象。治平元年前后，宋祁在《祈雪文》等篇中都记载过当时“自冬无雪，大寒不效”“暖气蚤来”或“嘉雪遽沾，未能周浃”的冬暖无雪的情况。到了北宋后期，黄河流域气候突然变得寒冷，尤其以靖康元年以后，北方地区冬季偏寒或连续下雪、大雪的年份总共有三十八年，文献中有奇寒、苦寒、寒甚等记载。在宋徽宗即位以后，许多史书中有关气候寒冷的资料突然多了起来。当时因连续霜雪“伤麦”“损桑”，以致“天寒地冻”或“人多冻死”，甚至出现江河“溪鱼皆冻死”的现象日益增多。北宋末年，东京“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京师地寒，冬月无蔬菜，上至宫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食用”。因冬季严寒，君臣百姓不得不储藏蔬菜以备漫长的寒冬食用。《钦宗本纪》记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雨雪连续二十多个日夜不止。故当时率金兵南侵的将领高兴地说：“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于是，“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直至次年四月，东京仍有“北风大起，苦寒”的气候。
北宋时期的这次气候变化，形成了世界地理学上著名的“胡焕庸线”。胡焕庸线是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于民国二十四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也被称为“瑷辉-腾冲一线”或“黑河-腾冲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倾斜四十五度基本直线。线东南方百分之三十六国土居住着百分之九十六的人口，线东南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人口密度极低，是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的世界，自古游牧民族的天下。近人杨镰先生所著《发现西部》一书如是评价胡焕庸线：“它还是一条文明分界线：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一句话，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而它的西部，则是或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儒教中国。”
由此我想到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冬我初到虢镇之时，那时的我还是个懵懂少年，常常用惊异的眼光好奇的审视周边发生的一切趣事。一个天气阴沉的中午，大约在车马店（西关小区门洞）东侧的街道，围了一群人，我奋力钻了进去，一辆加长而粗糙的架子车里躺着一头浑身乌黑的野兽，血迹斑斑，拉架子车者衣衫破旧，满脸黑红色的血痂，露出山民惊恐和羞涩的神色。再细瞅车中躺着的野兽，才发现是一头硕大无朋的黑熊，这头熊足足比一头肥猪大出一倍，厚实的熊掌上尖利的爪牙散发着坚硬的光泽。据山民说，他在山里劳动时遭到熊的袭击，然后被闻讯而来的邻居们围猎打死的，体重足有五百斤。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超过五百斤重的野兽死体，因而给我留下难以忘记的印象。更难忘记的还有那个伤痕累累的山民腼腆、怯生的神态。围观的人群估计着黑熊的皮毛、胆的价格，也有议论熊油治疗冻疮、熊掌的营养大补神效。记忆中的那辆架子车在哪儿摆放了很久。熊不仅在秦岭中出没，在一切生态尚好的时期均活跃在黄河流域，因为熊罴出没，方才有了古老氏族有熊氏，由此我们认为熊出没应当视为吉兆。
另一次是在渭河大桥尚未开通的八月份，有渭河南赶集人趟水过河时用木棍击昏的一条十斤有余的鲤鱼，在如今的东门坡叫卖，彼时，东门坡尚未硬化，是一段雨天流水，平日里倾倒垃圾的瓦砾滩。其后不久，我跟随渭河南岸的同学去了远在青峰山的“吊庄”（山庄别称），一路听同学为我讲述山间的野物，其中最让人难忘的是被叫作“瓜猥”的动物。起初，我对“瓜猥”百思不得其解，以为一定是鲁迅笔下偷吃西瓜的“猹”，到后来才知道“瓜猥”是山民对果子狸的称呼。那时南山是果子狸的天堂，到处有它们的身影，甚至小庙的供果都成了“瓜猥”们的美餐。在谈论“瓜猥”时，我也知道了果子狸与狐狸的重要区别，尽管它们非常相似——但一个以水果为食，另一个却是实实在在的食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