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社会，自秦始皇建立秦朝开始实行帝制，作为第一位皇帝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退位，在这期间，中国共有422位皇帝。在漫长的帝制社会中，皇帝作为一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着无上的权利，可以说皇帝完全掌握着生杀大权，手掌掌握着一个朝代和百姓的命运。皇帝在当时可以说吃得最好穿的最好，权利也大，导致人人都想当皇帝。
人人光想到当皇帝存在的一系列好处，却没有考虑到其实做皇帝没有想的那么轻松，一个朝代的事情都要像皇帝汇报，经过皇帝批阅，而且时刻要提防那些有造访之心的权臣。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仅仅是在报销开支这件事上就让皇帝很头疼。
后来人们发现了一本记录皇帝在吃饭上花费的账本，明朝时期的万历皇帝一个月在吃饭方面的开支高达480两白银，如果说白银不太直接，折合成现在的现金约为15万人民币，每天吃饭要花掉5000人民币，是多么的奢侈。
然而到了清朝时期皇帝在吃饭上的花销又上了一个档次，作为我国封建帝制社会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在他小时候每年在吃饭上的开支高达20多万两白银。折合成人民币大约为6200多万。由于万历皇帝比较昏庸和溥仪年龄太小等问题，这其中不免会出现相关官员多报账的问题，历史中也有记载。那么真是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乾隆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有可能是皇帝一直蒙在鼓里。
在清朝时期每天的早朝时间比较早，有一天乾隆皇帝在下早朝后问道一位大臣：“早朝时间这么早你吃饭了没有，大臣回答到：”在家吃了几个鸡蛋来的，乾隆听到后目瞪口呆，因为当时相关官员报账的时候每个鸡蛋按10两银子报的。乾隆说到：“鸡蛋这么贵，我都不敢多吃。大臣听到后也是心中害怕，连忙说到：”这都是去菜市场买的残次鸡蛋非常便宜。听到这样的解释，乾隆才满足。
到了光绪帝在位时，宫里鸡蛋的报账到了30两一个，而在宫外的菜市场内每个鸡蛋才卖到不到一两银子。光绪帝呢，又喜欢吃鸡蛋，每年在鸡蛋上的开支高达好几万辆白银，时间一长，光绪帝也不好意思了。有一次光绪帝和翁同龢聊天，说到鸡蛋太贵，翁老师你平常吃鸡蛋吗？翁同龢心中知道却不敢多说，他告诉光绪帝家中只在过年时期才会几个鸡蛋。导致光绪帝一直以为鸡蛋价格很高。
光绪
第二种情况是查办案件，增加震慑力。在清朝时期，咸丰皇帝在位时，有一次书房的门不知道怎么坏了，咸丰皇帝让相关部门维修下，第二天门修好之后，官员在报销修门费用时却写着花费了5000两白银。咸丰皇帝看到后非常愤怒说到修个门这么简单的事居然敢报销5000两白银，真是大胆。便下令追查此事。
后来调查结果出来，告诉咸丰皇帝：负责修门这件事的官员是新来的，第一次负责此事，心中比较紧张，把50两不小心写成5000两了。但是皇帝作为一个朝代的领导人，事务繁忙，也不能做到每件小事都要过目，时间一长，竟然忘了。
第三种情况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在晚清时期后宫开始摄入朝政，当时的慈禧太后成为晚清时期政府的实际掌权人，那个时期也是清朝历史上的贪污分子最喜欢的一个时期。因为当时的慈禧太后本身非常收礼，但并不是每个官员都能把礼品送到慈禧太后手中，这中间就少不了帮收礼品的帮手，而慈禧太后为了让这些人对自己忠心，就鼓励他们多报账，慈禧太后这么做贪污的更厉害了。
咸丰
有一天，慈禧太后让官员去买100个箱子，当时官员报账每个箱子60两白银。当时有位军机大臣阎敬铭知道后去告诉慈禧太后：这些箱子实际价格没有60两白银这么多，他举报这官员贪污多报账让慈禧太后查这位官员。
慈禧听到后连忙摇头说道：没有你说的这个情况，现在我让你去办这件事，给你半个月时间，如果你办不到，这件事就过去了。阎敬铭也胸有成竹的答应了。
第二天阎敬铭找到卖箱子的店铺告诉老板要买100个箱子，但他没想到的是老板告诉他没有箱子了。阎敬铭找了整个街都没有买到1个箱子，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箱子。直到有位店铺老板告诉他,昨天宫里来人了，不让卖给你箱子。阎敬铭心中气不过又想到从外地购买箱子，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让人送给天津道台，请他购买100个箱子送来。但是经过了好几天，一直没有回信，就连当时送信的也见不到，直到这件事过去之后他才知道送信的被收买了。经过这件事，阎敬铭也不插手类似的事了。
慈禧
说这么多不是说内务府的官员原本就是贪污腐败的的，他们之前也是好官，能做到内务府里官员也是他们自己有相应的能力，然后经过一系列的选拔当上的，如果当时他们各方面不过关是当不上的。但是在清朝时期，内务府却成为了最臭名昭著的部门，可以说是是贪污腐败分子的汇聚地，这个部门里贪污腐败时间频发，许多官员和劫匪差不多，而且谁都拿它没辙。
造成这一想象的发生原因很简单，因为内务府一直缺少刚性的制约制度，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其他部门的官员还喜欢巴结他们，当时内务府的总官员大约是3000多人，仅仅靠着皇帝一人进行监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导致内务府的官员出现贪污腐败事频发。
其实，人类本来就是半人半兽，恩格斯很早就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但时，相比于动物来说人还是理性的，趋利避害是人面临问题时作出的理性选择，人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这是人性的规律，在面临对自己有利的情况，又不容易被人发现时，只要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人类作出的选择可能是当坏人。虽然可以运用道德来对人类进行约束、教化等，但是这种方法无法达到理论上的根本意义。 反而是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更能实现对人类的约束，通过基于人性特点设立科学的制度，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
内务府总管
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过：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通过历史可以看的出来，所谓的“坏人”就是在一定环境下没有收到制度的约束变坏的，要通过实践不断的完善建立制度，学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是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吗？让这样的官员掌握国家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是在康乾盛世，结果也不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