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虹口区横浜路35弄的景云里，看上去貌不惊人，但这处占地不到3亩的老式石库门小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却“高朋满座”——鲁迅、周建人兄弟以及茅盾、叶圣陶、陈望道、冯雪峰、柔石等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都曾在此居住，名传青史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在这里酝酿而成。钩沉往事，拂去烟尘，景云里为何成就了中国文学家的大本营？青年学者朱曦新作《拷问文学：景云里遗事》在建投书局首发，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从历史地理角度与读者分享“景云里遗事”。
景云里建于1925年，弯弯曲曲延伸的里弄，外墙立面红砖浅灰粉，坡顶覆盖着青色平瓦，鲁迅、矛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等一批名人在此从事创作，编刊、领导和组织革命的文学活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张天蔚介绍，鲁迅在景云里居住期间主编或和其他人组织了很多的刊物，如《语丝》《萌芽》《朝花周刊》等；叶圣陶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发表了巴金的小说《灭亡》；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隐居于此，完成了中篇小说《幻灭》；柔石《二月》《奴隶的母亲》也在这里写成。“景云里堪称中国文学家的井冈山，这条曾经名流云集的里弄，既是文化名人的聚集地，又使红色文化的策源地。”最近虹口区专门策划了“鲁迅小道”，景云里正是其中首个打卡点。
作家郁达夫曾在《回忆鲁迅》一文中写道：“从此以后，鲁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闸北去窦乐安路不远的景云里内一所三楼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里。他住二层的前楼，许女士住在三楼的……鲁迅住的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斯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就是指鲁迅在上海景云里的第一处居所，以其当时的经济力量，也只能选择这样的地方。当时鲁迅帮助柔石完成代表作《二月》，后来还特地把23号让给了柔石居住，自己搬到18号。在这里他还结识了青年评论家冯雪峰，两个人关系非常密切。
“要把作家从一个简单的套路模式复原成活生生的人，需要综合考量具体的历史地理空间。”葛剑雄谈到，景云里这块地方既不是租界，也不是一般的华界，属于越界筑路地区，鲁迅曾称其为“半租界”，安全性和基本条件比一般华界要好，租金比起租界要便宜些。加上“半租界”的特殊政治生态，为革命者提供了隐蔽和庇护的空间。还有一个条件是，这里离火车站距离较近，“那个时候，上海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上海宝山路的北火车站，从这里步行走到横浜路很方便，这里东连多伦路，西接宝山路，步行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也仅需10分钟左右。”
茅盾为什么选择景云里？叶圣陶次子叶至善在《父亲长长的一生》中有生动描述：“回到上海，住进才搬定的新家，横浜东路（应为东横浜路）景云里十一号，是新造的弄堂房子。横浜东路是新筑的越界马路，从北四川路窦乐安路底‘越’到宝山路东头。路是租界工部局修的，以便利交通为名就‘越界’修进‘华界’来了，明明是扩大地盘的蚕食政策。路面上的一切，包括巡警，都归租界。路的两旁仍是华界，只是向街的弄堂口和房屋向街的大门，得钉上租界的门牌，照章纳税。鲁迅先生把越界筑路称作‘半租界’，真个一点不错。我才住进景云里的那些天，白天仍能听到蝉噪，晚间能听到蛙鸣。这样清静的地方，在上海是很少有的。”从这些描述不仅可以想象1927年景云里弥漫的海派风情，也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茅盾的选择。
正是“半租界”的特殊政治生态，为像茅盾这样的革命者提供了隐蔽和庇护的空间。在以写作为生的茅盾眼里，景云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但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夏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小，笑声哭声，闹成一片。与景云里我的家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兴坊的住户，晚饭后也在户外打牌，忽而大笑，忽而争吵，而不知何故，突然将牌在桌上用力一拍之声，真有使人心惊肉跳之势。这些嘈杂的声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这对于我，也还不妨，我是白天写作的。而对于习惯在夜间写作的鲁迅，却是个大问题了。”茅盾足不出户，在景云里几乎隐居了整整10个月。而当他走出斗室的时候，《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已经蜚声文坛。景云里的灯光不仅温暖了落难的革命者，也见证了文学大师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