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唐朝宦官的恶劣影响，归根究底是君主的信赖，昏君无能祸国殃民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古侠今史，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有关宦官的恶劣影响。宦官影响国家政治而引至衰亡者，首推汉、唐、明三代，若就此三代皇朝作比较，则东汉与明代宦官之气焰及对国家兴亡之影响又不如唐。唐代宦官，尤其在安史乱后，气焰之大与权力之根深蒂固，足以左右国家一切措施。唐之亡，亡于宦官，语虽过激，亦颇有根据。然而唐代宦官权势之造成，亦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积多项因素之结果。客观上，诸如财权、兵权等之为宦官所夺得，主观上，由于帝皇之昏庸而对宦官之信任，遂使唐代宦官集团获得空前绝后权势，兹就各点逐一分析之。若论宦官取得权势之原因，最主要者，莫如帝王之昏庸，或心理上对宦官之信赖，在理论上，专制政治下的君主，乃唯一授权者，换言之，未得帝王信赖，任何臣民均难获得权势。
唐朝宦官
唐初自玄武门事变以后，皇帝继承之争斗不断发生。如高祖、睿宗、玄宗和顺宗之四次内禅，给予李唐帝室警惕者甚多。故中唐以后之皇帝，对继承者采不信任态度，乃可想见。皇帝既对朝臣有隔膜，对继承者不敢信任，则唯有视宦官为心腹，加以宦者常与帝王接近，无隔膜，又可做帝皇耳目，在先天上，宦官本身亦无篡位之可能与条件，故就皇帝立场言，宦官对皇位之威胁远较朝臣或皇位继承人为小。
玄武门
且事实上，自东汉以至唐、明之宦官均曾有翼戴之功，如宦官高力士参与平定太平公主与韦后之祸，对玄宗嗣位有功；安史之乱时，宦官李辅国策划马嵬驿政变、拥太子（肃宗）即位灵武等，无怪帝皇信赖宦官之专且深。中唐以后，时因宦官之权势过大，须欲诛除宦官，然其所欲诛者，不过少数首恶而易以其他宦官而已。昭宗恶宦官，在天复以前，与宰相崔胤谋去宦官，唯在天复三年正月，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以兵尽诛宦官后，昭宗反撰文以祭之。可证唐代皇帝对宦官始终并未失去信心。基此要因，唐代宦官能先后掌握财权、兵权、监军、枢密之职任者，殆可想见。
高力士脱靴
有唐一代，中央库藏之职责归太府寺。太府寺内有左藏署、右藏署，为国家财货储藏之所。除太府寺外，唐尚置有少府监，其职掌为进奉宫室宗庙所需之钱物。在唐初以至玄宗以前，不论太府、少府，皆由外朝官所主理。但至玄宗时，迷于眼前太平享乐，乃接受臣下私人之贡奉，此种贡奉不入左藏而入宫内，于是宫内置琼林、大盈二库，以为皇帝之私藏，朝臣虽有反对者，均未见效，故自玄宗时，国家财政与皇室财赋逐渐分开。
玄宗与杨玉环
玄宗时之大盈库是否由宦官掌管，由于史料缺乏，不可确知，但肃宗时则确知大盈库为宦官所掌管。于是宦官取得皇室财政之控制权。肃宗时，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将左藏库之金帛尽移于大盈库，于是宦官又进而控制国家财政有二十年，至大历十四年，由于宰相杨炎之请求，交出国家财政权，但皇室财政似仍由宦官主管。德宗还京以后，继续接受臣下进奉，皆入大盈内库，并不时向臣下宣索，进奉之金帛者极多。皇室财政最后之决定权虽在皇帝，而宦官乃主要负责管理者，常擅立主见，倘遇昏庸皇帝，宦官自然成为皇室财政之主宰者，甚或假借帝旨，干预国家财政，既掌握皇室财权，又可干涉国家财政，宦官之权势焉得不大？
唐朝宦官
唐初兵权掌握于武将手中，宦官无法过问。虽有韦后杀中宗后，命宦官左监门大将军薛崇简帅兵五百人往筠州以备醮王重福，及玄宗时，命宦官杨思勋领兵征讨蛮夷等，然均属临时性之差遣。安史乱发，李辅国专掌禁兵，开宦官掌握兵权先例。经李辅国后，宦官程元振亦掌总禁兵，权震天下。代宗时，宦官鱼朝恩控制神策军。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鱼朝恩以神策军入屯禁中，自此以后，神策军遂由地方军变为天子之禁军。鱼朝恩死后，神策军虽一度由非宦官出身之刘希暹、王驾鹤、白志贞相继统领，但至德宗建中三年京师泾原兵变，皇帝仓促出奔，白志贞统领之神策军并无至者，独宦官窦文场等随行。及德宗回銮后，尽罢统兵宿将，而以宦官代之。
德宗
贞元十二年六月，置左右神策军中尉，以宦官担任，于是中央兵权遂正式落入宦官集团之手。代宗以后，北衙禁军中之神策军，不仅压倒南衙诸卫兵，且势力发展至京师以外，而又有神策行营之设，亦统于宦官，受神策护军中尉节制。贞元四年，武库之器械由军器使掌管，由宦官兼任，南衙诸卫军无法与神策军抗衡，原因在此，宦官既领神策军，又兼治京城武器，中央兵权遂成为宦官权势之基础。唐代监军制萌芽于御史监军，御史监军本隋代临时性之遣派官职，至唐代则较早于高宗时之李峤，以监察御史身份监岭南军。武则天时之苏珦以监察御史身份监河西军等。至玄宗开元初年，此制尚见存在，始有以宦官为监军，而御史不复任监军之职。
李治武则天
就大体而论，皇帝心理上，宦官较朝臣更为亲近可靠，认为宦官代御史监军更有效控制地方军队。且宦官遇事可直接上奏皇帝，监军奏事不必经由节度使转达。因此，监军在方镇地位与气焰甚高，藩镇对监军亦多不敢开罪，其职权虽不固定，然所管之事甚多，诸如领兵，或遇战事时，干预战略，或直接承皇帝命令对军中之赏罚，或在藩镇更易之际，或藩镇不能视事时，监军可代藩镇指挥军事。由于监军地位崇高，又得皇帝宠信，故藩镇对监军使多持畏惧态度。如德宗时，河东监军王定远专河东军政，且欲杀河东节度使李说等。
宪宗时严绶为河东节度使，但军政补署，一出于监军李辅国，严绶奉命行事而已。刘辟之乱，刘贞亮为高崇文之监军，竟擅杀节度使李康等，甚且对藩镇幕僚或州刺史亦加干扰。如马总任职郑滑节度使姚南仲幕下，以其道直，为监军所诬奏，贬泉州别驾；王正雅为汝州刺史，因不堪监军之怙权而谢病免等，均见当时监军权势之大，对一般藩镇，并不放在眼内，遂使宦官势力不但扩展到地方去，且更为根深蒂固矣。
宪宗
唐代宗时，开始以宦官为枢密使，其职掌为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皇帝对臣下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故论其工作，不过属皇帝个人之文书收发而已。但由于有承受表奏之权力，便能察查表奏，进而干涉外朝大臣之行政。亦由于有宣布诏令之权力，便能假传圣旨，潜窃帝皇大权。元和中，中官梁守谦掌枢密，印权重当世。枢密使刘光琦亦干涉宰相议事，甚者以为任命宰相而枢密使不预知，被指责为坠败旧风。故知其时枢密使通例皆能预知命相之事。会昌中，伐昭义刘缜，宰相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干预军政一事，观之，因监军乃宦官之职任，令监军勿干预军政，须征得枢密使同意不可，宰相不能单独决定。可见其时枢密使权势之大，而枢密使之地位无异不仅与左右军中尉同为宦官领袖，且为当时最有权势之人物。唯在僖、昭以前，枢密使虽拥有权势，仅在幕后干预政治，至僖宗时，杨复恭为枢密使，更于堂状后帖黄指挥军政事，公开侵夺相权，宦官既能公开侵夺相权，权势焉得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