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阿饼 新周刊
1914年，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展。（图/IDP）
全世界范围内，王冀青是唯一一位深入斯坦因的学者。而那个在中国毁誉参半的英国探险家也给他带来了荣誉与质疑，但他只能用10万页斯坦因档案来为自己辩护。
1907年5月的某天，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站在敦煌藏经洞前，惊讶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许多年后，他还深深记得这一刻的感受：“在王道士昏暗而微小的烛光里，它高达足有十英尺，整个手稿近五百立方英尺！”（《沙漠契丹废墟记》）
在中国翻译蒋孝琬的协助下，斯坦因以500两银子的价钱拿走了经卷8082卷、木板印刷本20卷以及图画、绣品及其他文物共29箱9000余件，其中包括现今所知最古老的、刻于公元868年的木刻本书籍《金刚经》。
之后的十余年里，法、俄、德、日等国家的探险队闻风而至，巧取豪夺，导致敦煌文物大量流失海外。
可以说，斯坦因是中国人憎恨的“敦煌文物大盗”，也是将敦煌文物带进世界舞台最早、最重要的人物。
百年后，大英博物馆33号展厅的大门紧锁，即使是社会名流乃至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查尔斯王子走到门口都要自觉止步。
这间声名显赫却鲜有探秘者的“斯坦因密室”，是一个面积20多平方米、常年恒温恒湿的隐蔽空间，无数画卷在这里沉寂着，它只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开放，至今登记在册的进入者不到50人。
来自中国兰州的王冀青，则是“斯坦因密室”的常客。从1989年起，他数次来到这里研究斯坦因的档案，拿着尺子量，给这些文献定名、录文、断代。
他白天抄写，晚上翻译，逐渐积累了10万页原始档案，包括斯坦因的日记、账本等手稿。
作为研究成果，他整理出版了《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旅行日记手稿整理研究报告》与《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考古档案日本敦煌学史文献研究》。
回想起来，王冀青自己也惊讶地发现，这位姓“斯坦因”的英籍匈牙利裔犹太人考古学家已缠绕了他整整30年时间。未来，这个人还将继续占据他的余生。
斯坦因在20世纪初从敦煌藏经洞盗买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木刻本《金刚经》部分。
“中国研究斯坦因第一人”
“全世界范围内，一直研究斯坦因的学者，应该就只有我一个。”王冀青毫不犹豫地说。
事实上，曾有两个西方人为斯坦因写过传记。
美国学者珍妮特·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撰写的《考古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传》（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第一部斯坦因传记。
米尔斯基根据档案资料将斯坦因的生平做了完整的交代，王冀青在大学时期就读到了这本英文原著。
但在后来多年的斯坦因档案研究中，他发现米尔斯基的写作是有取舍的，“不利于斯坦因的东西，她绝对不会写”。
在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工作了36年的英国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也曾亲口向他透露，这本斯坦因传记的内容原本比现在大概厚两倍，但在接受英国人审查时被大量删减，因其泄露了许多核心档案。
第二部传记是英国记者安娜贝尔·沃克（Annabel Walker）的《奥莱尔·斯坦因：丝路先锋》（Aurel Stein: Pioneer of the Silk Road），1995年出版。
她在书里如此形容斯坦因：
“内向、低调，生活上有条不紊、按部就班，有关野外考古、室内著书，凡事大小，他都一丝不苟。”
“（他）有着与生俱来的说服力，而且初次见面，每每给人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象，从而与人建立稳固的友谊”“坚韧的心志、缜密的计划、周全的筹备”……
关于中国人骂斯坦因是盗贼的说法，她也记录在其中。“但总体而言，她还是在为斯坦因说话。”王冀青说。
作为“中国研究斯坦因第一人”，王冀青没有为斯坦因著书立说，而是整理、翻译和考释斯坦因的所有考古探险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其第四次中亚考察日记的手写原稿。
这是一本完整的日记簿，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包括1930年8月11日至1931年4月16日斯坦因在英属印度克什米尔以及中国新疆喀什噶尔、和阗、于阗、尼雅、且末、若羌、库尔勒、库车、拜城、阿克苏等地进行野外考察时的旅行与考古日记。
斯坦因在20世纪初从敦煌藏经洞盗买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的敦煌画之一。
1900年起，斯坦因先后对亚洲内陆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探险旅行，进入中国西北地区。
他在中国的前三次考察成果，体现为《古代于阗》（1907）、《西域》（1921）和《亚洲腹地》（1928）这三部著述。
其历次考察概述则见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3），此书1936年被译成中文。而第四次中亚考察，斯坦因在公开场合只字不提。
王冀青分析，因为这涉及“五四”运动后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保卫祖国文物的意识逐渐苏醒的过程，涉及近代中国学术界和西方学术界的一次利益冲突，甚至牵涉到斯坦因等人所获中国西北文物的法律归属问题。
然而，要想在没有任何现成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根据斯坦因字迹潦草的日记手稿，刊布出一个中译本，绝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
例如，这本日记虽然用英语写成，但斯坦因独有的日记体写法，语法不规范，句子成分尽量简化，有时一个词就是一句话，还用了代用符号、缩略词、首字母等来代替人名、地名或地貌类型等。
他还往往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记录所经地区的山脉、河流、峡谷、地貌、植物、动物、农作物等对象。
面对这样的文体，王冀青翻译时需要格外仔细地斟酌其含义，还须通过大量的档案比对和资料查阅工作，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加以考证，但有些考证结果是否准确，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最终，王冀青于2004年整理出版《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旅行日记手稿整理研究报告》，填补了中亚考古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利用瘟疫与战争拿走文物的行为，
违反了《国际法》 ”
尽管倾半生精力研究斯坦因档案，王冀青还是不免遭受非议，有人认为他在“洗白”斯坦因。
对此，他曾经逢会议必表态：斯坦因文物应归还中国，“近代历史上所有的探险家拿走的文物的法律归属问题，我都通过一个个小课题涉及到”。
例如王冀青在1993年主持的一个题目很长的课题——近现代西欧、北美、日本在中国塔里木盆地的科学考察史——相当于研究世界近代探险考察与考古史。
这是他的研究强项，因为他“下手早”，掌握着许多如今不再对外开放的核心档案，其中就有涉及文物归属的敏感内容——
斯坦因当年带走的这批英藏敦煌文物到底是偷的、抢的还是骗的？它到底归英国还是归中国？
“英国人一直保持缄默，也从不做相关的档案研究。因为他们知道，研究的唯一结果，就是可能会证明斯坦因拿走文物是非法的。”王冀青说。
斯坦因在20世纪初从敦煌藏经洞盗买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的敦煌画之二。
2007年5月，英国科学院、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召开“纪念敦煌学一百年（1907—2007年）国际会议”，全世界最重要的敦煌研究学者都在现场。
主办方请王冀青做一个主旨发言，并事先规定了演讲题目：《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箓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
这个发言方向看似“安全”，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敦煌文物的归属争议。但王冀青依据文献档案，找出1907年3月斯坦因到达敦煌，刚好碰上当地正流行白喉、政府又忙着镇压一场农民起义的记录。
由此，王冀青站在台上宣告：
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斯坦因这种利用瘟疫与战争拿走藏经洞文物的行为都违反了《国际法》，英国理应把那些文物归还中国。
这样的高光时刻，是他倾尽全力研究斯坦因档案的最终目的：通过各种原始证据，证明以斯坦因为代表的一批近代西方考古学家从中国西北运到海外的珍贵文物为非法掠夺，这批文物在法律上仍归中国所有。
但这个百年之殇，非一人一时之力可改写。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涉及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的许多机构、人物和事件。
华尔纳就是个典型例子。这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在中国人眼中是“掠夺手段最卑鄙”“令人发指”的文化破坏者，却是日本人心目中的文化保护神。
1945年，华尔纳是麦克阿瑟将军手下的文化总顾问，是他建议将原子弹投放的地点从东京、京都和奈良改为长崎和广岛，日本人因此认为是他拯救了他们的文化之城。
事实上，王冀青通过研究发现，除了华尔纳，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也都扒了敦煌壁画。
因为种种原因，王冀青在英国的那次挺身而出并未得到相应的响应，他甚至发现自己被中英敦煌学术界孤立了。
从那以后，他决定全力整理斯坦因档案，用学术发声。
斯坦因在20世纪初从敦煌藏经洞盗买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的敦煌画之三。
整整30年时间，
他才整理完成了5%
王冀青一直认为“敦煌学”最接近考古学，如果非要给它找一个正规的学科名，应该是“中国西北考古学”“敦煌考古学”或“丝绸之路考古学”。
而研究这些领域，无论从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或地质学角度，斯坦因的书都不得不看。
“今天人们的西北考古研究，都是在他的书的基础上做的。”
王冀青做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研究的创新，一直坚持一个原则：新资料或新观点，必须提一个。
比如他对斯坦因档案的整理、翻译与刊布，没有提出任何新观点，属于一种资料创新。
如果没有新资料，从旧资料里提取不同于前人的观点也是一种创新。但这个很难。
“里面的油水都已经榨干了。无论是中藏敦煌文献还是英藏、法藏或俄藏敦煌文献，西方人已经研究了一百年，中国学者也研究了几十年，我们把话语权争来就可以了，不要再低水平重复，你超不过前人。”
王冀青目前面临的困难恰好相反。迄今为止，他所整理出版，即研究完成的斯坦因档案，大概只有5000页，约占他搜集的10万页的5%——整整30年时间，他才整理完成了5%。
换句话说，还有95000页档案等着他日以继夜地伏案研究。
王冀青曾考虑培养硕士和博士生帮他做研究，但这个培养过程何尝又不是大量时间与精力付出？
权衡之下，他决定还是按照斯坦因日记的时间顺序，继续整理、考释余下的档案，将这些坏损、缺页的资料一页一页、一本一本地贯通与理顺，重现于世——这可能会耗去他余生的精力。
“要是不做，就太可惜了。当年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到国外，在外国人千方百计阻拦的情况下弄回来了10万页档案，我不做就没人做了。几十年后，会不会有另一个中国人去做，我说不清楚。但现在，这是我的使命。”王冀青说。
斯坦因在20世纪初从敦煌藏经洞盗买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密室”的敦煌画之四。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49期
作者 | 阿饼
欢迎分享文章到朋友圈
原标题：《30年时间，10万页档案，他是中国研究斯坦因第一人| 王冀青》
